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初九傍晚，
扬州城南，瓜州渡。
一队残破的清军战船，再次拖曳着满船的汉人伤兵败卒，凄凄惨惨地驶回港口。
这些汉人败卒，并不是多铎从北方带来的汉军旗人马，而是淮安刘良左降清时，跟着刘良左投降的汉奸水兵。
就在当天早些时候，这些士兵被新主子逼迫着、开着原淮安明军的战船，去长江江面上搦战，试图打探肃清航道。
但是他们毫不意外地又遭到了对岸镇江金山洲的明军水师抗击，两军就在瓜洲和金山洲这两个长江江心的小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随后当然还是清军落败。
“王爷，奴才无能，请王爷恕罪，实在是敌军船坚炮利，家兄难以逾越啊！”
失利归来，刘良左还没露面，倒是刘良左的亲弟弟刘良臣，率先找到多铎，帮助兄长开脱请罪。
这刘良臣，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时，跟祖大寿一起被围在大凌河城内，最后投降了。祖大寿好歹后来还反复无常了两把，而刘良臣就彻底当了汉奸，至今已有十三年了。
清军入关之前，刘良臣就已经先后被编为汉军旗镶黄旗的轻车都尉、参领等职。
所以这次刘良左带着伪福王降清才这么顺利，因为他们家早就有一个当了十几年汉奸的亲戚，对对面的高层关系都比较了解，知道投过去立刻可以得到优待。
多铎对于这种铁杆汉奸，当然也不会苛责，何况这几天的试探性水战进攻，本就是多铎强行逼着他们出战的，多铎已经预料到会败。
于是他也大度地挥挥手：“刘将军不必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让你们冒进出战，本就是本王的严令。
你们战船、火炮都不如郑鸿逵，打输了也不能怪你们，至少试探出了南蛮子水军的布防虚实。先下去养伤吧，再好生杀猪宰羊犒赏参战士卒。”
刘良臣这才松了口气，连忙退下了。
多铎这番话中，也提到了最近在对岸镇江负责江防工作的明军将领，乃是郑芝龙的幼弟郑鸿逵。
此前，南京朝廷中也有不少人疑惑：为什么不让户部尚书沉廷扬的护漕水师负责江防，而要把张名振派出去执行黄海上的破交袭扰任务、拖延清军从辽东等地后方筹集战船运到前线。然后再把镇江一带的长江江防，交给以郑家水师为主的力量。
但这种疑惑，其实是不懂航海导致的——前文早就说过，大明的海上势力范围，数十年来都是南郑北沉。黄海和东海的海况本就不同，黄海适合沙船而东海更适合福船。
虽然崇祯十五年时，郑成功也带过一些郑家的海船，去参加过笔架山战役、接应辽东被围明军海路突围，但毕竟不够专业。
而这次要截击的路线，更多是靠近黄海苏北沿岸地区，那地方在明末早已被数百年的黄河入海口带来的泥沙淤积成黄土浅滩（南宋到明朝，黄河都是夺淮入海的，所以后世江苏盐城一带的土地，在南宋到明朝时往大海里长了上百里远，都是黄河带来的泥沙淤积的新土地），福船进去很容易触礁，习惯了当地的沙船却来去便利。
相比之下，长江的主航道却是水深易航，比黄海沿岸还适航性好得多，福船沙船都能畅行无阻。本着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逻辑，沉廷扬把最能发挥沉家船队优势的战场，留给张名振，把谁来都可以的战场留给郑家人，也算是效率最大化了。
至于原本的历史上、弘光元年多铎带清军南下时，南京周边的江防也是交给了郑鸿逵，那只能说是一个巧合，虽然结果相同，背后的策划逻辑原因却截然不同。
现在看来，郑鸿逵至今为止的表现也都还不错，刘良左麾下数次尝试从瓜洲进攻金山洲，全部被击退，还损兵折将。
……
刘良臣走后，多铎身边一个相对位高权重的幕僚，这才从屏风后面转出来，用老熟人地口吻跟多铎商议军机：
“王爷真的下定决心要冒险了么？近日我军几次三番故意败战骄敌，误导郑鸿逵让他觉得我军非得从瓜州渡渡江，看似倒也起到了效果。
但是，我军终究是船只不足，就算偷渡成功了，到了江南，也会随时出现后继乏力的问题，王爷可要慎重呐。”
原来，这个幕僚名叫张存仁，也是多铎此番统兵南下的主要参谋。大致地位跟阿济格那一路中、佟图赖扮演的角色差不多。
这张存仁倒是跟刚才那刘良臣有一点履历颇为相似——他也是崇祯四年时、大凌河之战中祖大寿麾下的将领，也是大凌河断粮后跟着祖大寿一起投降的。
但张存仁当初的地位就比刘良臣高多了：刘良臣当年只是祖大寿麾下一游击，而张存仁一开始就是祖大寿的副将（祖大寿本人是总兵，总兵下来就是副将）
作为祖大寿的二把手，张存仁起点就高，这十几年里升迁得自然也比刘良臣这些杂鱼高得多。清军入关前，张存仁已经在汉军旗内得到了世袭的爵位，先后担任清国的督查院承政、汉军镶蓝旗梅勒额真（副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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