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古代，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等儒家文化圈国家皆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并使用本国语言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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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语素文字，汉字本身不能表音。因此，在汉字传播过程中，文字结构变化不大，语音变化却极大。譬如诗经，流传甚广，却因为古今音变而不再押韵。
由此而造成全国各地方言迥异，造成文化上的差异，不利于维护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杨烜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标注读音，将彻底解决汉字注音问题，统一汉字发音，促进文化上的统一一致。
这种罗马拼音，比传统汉语教学中的“读若法”、“直注法”、“反切法”先进许多。
所谓“读若法”，是用音近的字注音。譬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读若法”。在解释“埻”字读音时时，《说文解字》写道：“埻，射臬也，读若准”，意思就是“埻”和“准”的读音是相近的。
读音相近，说明两者还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有多大？“读若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别。
所谓“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譬如，在“女为说己者容”中，便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如果有人连“悦”字的读音都搞不清楚，这个解释就等于是白解释了。
可以想象的是，不管是“读若法”还是“直注法”，都不能准确地标注汉字的读音。
“反切法”较“读若法”、“直注法”进步许多，据说是受了梵文的启发，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声调合并来注音。
譬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早在暨南大学堂创立之初，杨烜便设计出了完整的汉字简化方案、拼音注音方案，并委托大学堂代为完善、组织培训。
按计划，军政府将于1852年下半年开始，首先在南宁、太平两府，对小学一年级新生使用简体字、拼音教学。
何寅对此仍有顾虑，此时便说道：“大元帅设计拼音为汉字注音，巧夺天工，我们都很认同。但把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这固然有利于普及教育，却也遭到不少阻力。
“很多人认为，简体字不如繁体字美观，失去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况且，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变易汉字，应该慎之又慎。”
很明显的，何寅也不赞同推广简体字。杨烜不为所动，说道：
“汉字乃象形文字，笔画复杂难学，不方便普及教育。从汉字的历史发展上看，简化字体一直都是大势所趋。
“商朝的甲骨文变为周朝的金文，秦篆变为汉隶。直至当今，简化笔画一直都是汉字演变的方向。
“我们要大兴教育，首先就要扫除文盲，要普及教育，让资质愚钝的人也能迅速掌握文字。
“但繁体字过于艰深，普通人学起来太吃力，耗时太长。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当权者刻意为之，使少数人垄断识字的权利，便于他们实施愚民政策。
“简体字并非我杨烜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古人亦常常使用简体字，但在正式文件中，都使用繁体字。
“我们军政府主张为民谋利，就要简化汉字，方便人民学习。从此之后，识读汉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普通公民的权利。”
话说到这个份上，何寅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坚决执行杨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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