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墟战败后，陶煜率领绿营兵主力撤到乐民镇，在此遇到了钦差大臣、八旗广州将军穆特恩。
尽管彼此不合，陶煜还是决定见面和穆特恩交换意见。毕竟，官场上应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
清军败局已定，陶煜和穆特恩也成了难兄难弟。见面之后，陶煜仍旧像以前那样行以作揖之礼，仿佛身份平级。
论官阶，两人确实平级。论职务，穆特恩却高于陶煜。论亲疏，穆特恩是满洲上三旗的亲贵，陶煜更不能与之相比。
战场偶遇嘛，穆特恩也不计较这些礼节问题了。寒暄过后，穆特恩说道：
“前日，我写信邀请老弟到大营一会，一起商量战局。没想到，老弟已经不辞而别。今日，你我在此偶遇，真是不胜唏嘘。”
陶煜脸色一变，问道：“当时军情紧急，我来不及赴会，请人送了封急信给钦帅。难道，钦帅没有收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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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又称为“钦使”，掌兵者可称为“钦帅”。
清朝以礼治国，等级观念极重，称呼也极为繁琐。穆特恩年长、地位高，故能称陶煜为老弟。陶煜虽然属下兵马多，却在名义上算是穆特恩的部下，称其“钦帅”较为合适。
陶煜的话里，隐隐带着刺。在他看来，送封信就算告辞了。可在穆特恩看来，自己才是主帅，陶煜必须经过自己的允许，方能调兵撤退。
满清官制，在地方上，文官以总督、巡抚最为尊贵，武官以八旗驻防将军、副都统，绿营提督、总兵最为尊贵。
按照“以文制武”的思路，总督、巡抚负有监督、节制绿营将领的权力。八旗兵地位特殊，不受总督、巡抚的节制。但督抚有密折权，可以暗中参劾八旗将领。
绿营兵分散各省，在一省或多省设一提督，统领境内所有绿营兵。
但提督以下的绿营将领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军令受总督和巡抚节制，兵权则归于朝廷。
若有战事，则从全国各地征召绿营兵参加征战。提督、总兵一般不担任主帅，主帅由皇帝另外简派，多以有名望的文臣为主。
这样一来，兵员多临时从各提镇中抽调，集中使用时又以文臣为统帅，致使兵不为将有，编组混乱，影响战斗力。
譬如，太平军刚刚兴起时，咸丰帝手忙脚乱，陆续起用郑祖琛、李星沅、林则徐（中途病死）、赛尚阿、徐广缙等文臣作主帅。
最后，咸丰发现这些文臣大多只会纸上谈兵，不得已起用向荣、和春等武将作为统帅。
眼下，陶煜是广东陆路提督，手下兵马较多，理应受穆特恩的节制。但太平军兴起后，广东绿营兵四处征战，负责实际统兵的提督、总兵威望大增。
陶煜乃绿营宿将，又久任广东陆路提督，在官兵中威望很高，早已不把穆特恩放在眼里。对于穆特恩的军令，陶煜总是选择性地执行，穆特恩也拿他没有办法。
前天，陶煜擅自撤退，令穆特恩大为光火。可剖析当时形势，陶煜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穆特恩只能按捺住心中的不满，说道：
“老弟的手札，我当然收到了。说起来，还是老弟见识高，当即立断，拔营而去。倒是我手下的兵马撤退不及，被黑旗军咬住，损失了不少人马。”
一个戈什哈闯进帐内，送来两杯清茶。旗人礼数多，排场也大。即便狼狈如此，穆特恩亦吩咐人煮了一壶绿茶，以便招待陶煜。
陶煜口渴难耐，却也只能耐住性子，小口啜茶。
穆特恩吩咐戈什哈道：“我与军台商量要事，闲杂人等，一律挡驾。”
戈什哈走后，陶煜诉苦道：“钦帅，昨日我与黑旗军大战竞日，上万人马竟然攻不下寨墟弹丸之地，只得狼狈逃回此地。我看，这一次，钦帅必须早作准备了！”
早作准备？作何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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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特恩揣摩着陶煜的话意，问道：“军台的意思是，我们要放弃抵抗，尽快突围？”
这还用问吗？陶煜对道：“不错，事已至此，我们要把兵马撤到武思江以东，最好撤到浔州、郁林州、博白县一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存实力，日后整军再战。”
这一判断，与穆特恩基本一致。但穆特恩是主帅，不能只考虑军事，必须考虑撤军带来的负面影响。最起码，不战而退，绝对无法向皇上交待。
他说：“我们好歹也有两三万人，却不战而退。别说那些都老爷要弹劾我们，就是制台也要拿我们说事。”
穆特恩口中的制台，指的是两广总督叶名琛。总督是满清设在地方上的最高官员，有权节制境内所有军政事务。
穆特恩虽是钦差，兼为广州驻防将军，却凡事都要仰赖叶名琛的支持。只要叶名琛不高兴，随时可以找个理由，断绝、拖延穆特恩的钱粮供给、兵马调拨。
清军事权不专，也算是个痼疾。曾国藩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屡被地方督抚掣肘，苦不堪言，气得一度撂挑子不干。直至兼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手下有了财权，指挥打仗才变得顺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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