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黑旗军攻占南宁时，便不时有人劝进，恭请杨烜称王。杨烜审时度势，认为黑旗军实力仍然弱小，坚持“缓称王”的立场，并未理睬属下的劝进。
现在，黑旗军夺占了广州，杨烜又得到了以伍崇曜、陶煜为首的海商、士绅阶层的支持，俨然已在广州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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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主力已被歼灭，敌我力量对比逆转。杨烜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属下各部纷纷劝进。
总司令部是黑旗军、军政府中权力最大的部门，海军官兵思想比较开明。总司令部与海军一起劝进，可见人心如此，杨烜已不好再推辞。
称王并非只是称号上的改变，黑旗军、军政府的规格都将升级。杨烜称王，相当于做大了蛋糕，属下都会分到更多的蛋糕，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但称王也有弊端。传统封建王朝都讲究以礼治国，等级秩序极为森严。
一旦杨烜称王，就意味着他要与清廷彻底决裂，就意味着他要彻底挑战现有秩序，必将受到清廷不遗余力的打击。
此时，华夏虽然民变四起。但不少叛乱者别有用心，只想靠叛乱赚取富贵，争取被官府招安。
譬如，1850年广西贵县天地会头目张国梁降清后，被官府授予绿营官职。受张国梁事迹的鼓舞，贵县当年便涌现出数十起农民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军只是想混个一官半职，抗清意志并不坚决。清廷对此心知肚明，集中兵力优先打击那些敢于称王称帝者。
当时民变虽多，却鲜有人敢像洪秀全那样称天王，旗帜鲜明地对抗满清。
如刘丽川在上海发动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周围数座县城，建立大明国，只能自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清廷立马调集大军镇压，刘丽川旋即向洪秀全称臣，改称“太平天国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再如杜文秀在云南发动回民起义，攻占大理周围53座城池，亦只能自称大元帅，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
杨烜若要称王，就不得不考虑称王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看过总司令部、海军的请愿书，精神为之一振，问道：
“依大家看，我现在称王合适吗？”
冯可钦准备已久，说道：“当年明太祖取南京为根据地，坚持‘高筑墙、缓称王、广积粮。’但太祖夺下南京后，击败陈友谅，即称吴王。
“百官僚属备受鼓舞，上下齐心，都知道太祖乃是真命天子，无不尽心用命、誓死追随。日后，太祖果真荡平群寇，鼎定中原，恢复中华。
“大元帅若是称王，将极大地激励官兵士气，加快我们统一岭南的进程。”
杨烜点点头，征求陆雨晨的意见。陆雨晨说道：
“总参谋长讲的不错。我们很早就抱定了反清的宗旨，也在《民报》上、各种小册子上广为宣传。天下皆知我们与满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现在，我们即将夺占两广，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有海军，只要我们守住五岭，清廷就休想派兵过来反攻。
“而且，岭南的重要性不如江南，又远离燕京，僻居南国。我们占据岭南，太平军占据江南。清军即便想派兵到岭南，也要防备我们与太平军前后夹击。
“因此，大元帅尽可大胆称王。据我所料，清廷有心无力，只会明发一道谴责我们的上谕，只会鼓励地方办理团练对抗黑旗军。”
杨烜点点头，表示认同陆雨晨的观点。他十分关心洋人的态度，便询问起一旁的唐约翰。
洋人思想开明，启蒙较早，法国、美国已经开始采用民主共和政体。杨烜一度想采用共和政体，却深知此时的华夏并无民主共和的土壤。
唐约翰说话不多，听杨烜垂询，才谨慎地说道：“我认为，华夏有着独特的文化，一直都有精英政治的传统。但传统的皇权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华夏民族的成长进步。
“因此，我赞成大元帅称王，但要做一个开明的王，而非专制的王。或许，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华夏的政体。如果大元帅日后称帝，请一定采用君主立宪政体。”
实际上，在晚清乃至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一直争论不休。彼时，革命派一直都不是华夏的主流。当时的华夏精英阶层，大多数都主张君主立宪。
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时，孙文、黄兴等领导人甚至都不在国内。
可以说，革命派引爆了辛亥革命，但立宪派的倒戈才是决定革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一直到民国初年，立宪派都很有势力。袁世凯称帝，与他的政治顾问古德诺不无关系。
古德诺是美国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被美国人称为“行政学之父”。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需要强人政治，需要一个“帝王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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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共福利”，为了中国的未来，古德诺决定维护袁世凯的权威，帮袁世凯起草了《中华民国约法》。这个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是袁世凯称帝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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