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烜的亲自过问下，向步三师索取贿赂的财政部司员、陆军部司员，很快都被捉拿归案。
为了审理这起大案，杨烜特令肇庆市谘议局、都察寺、中级法院、司法厅会审，即民间俗称的“四法司会审”。
其中，谘议局代表民意，都察院负责起诉，中级法院负责审判，司法厅负责监押当事人，执行审判结果。
此外，当事人所属的堂官，即步三师师长、财政部部长、陆军部长都赶到肇庆，旁听此次审判。
杨烜也特意留在肇庆，督办此次大案。随从护驾的两千名近卫师官兵，也就地在肇庆驻扎下来，使7月的肇庆变得更加沉闷。
越王钦命的大案，没一个人敢怠慢。被告共有五个人，三个财政部的司员、两个陆军部的司员。这五个人中，三名出身于胥吏，一人是革命军退伍军人，另一人是个刚毕业的学生。
肇庆市警察局负责侦破此案。他们连续三天没日没夜的加班，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赶在第三天完成了卷宗，移交都察院起诉。
越国已经建立了现代政府的雏形，把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执行权分离。其中，侦查权和执行权分别由军政府警察部门、司法部门行使。起诉权归都察寺，审判权归各级法院。
五名当事人皆有“亲供”，经过了签字画押。传统上，有了“亲供”，就代表着案件事实清楚，可以提交审判。
尽管此案涉及越国“家丑”，杨烜还是要求公开审理此案，并邀请了肇庆籍的绅士旁听，以示公平公正。
他对审理结果并不满意，认为案件背后的大鱼都没浮出水面。于是，他亲自督办此案，以旁听者的身份莅临现场。财政部长、陆军部长更是躲避不过，只得硬着头皮旁听。
审判厅经过了简单的改造，以便容纳更多的大人物。法官座席仍然位于审判厅中央，以示法律高于一切。
法院在法官后面开辟出一片席位，供杨烜等大人物落座。当事人、公诉人、辩护律师、旁听者则正常坐在法官前面。
公诉人由肇庆都察寺检察长亲自担任。满清的都察院只有谏言、纠弹权，越国的都察寺则相当于现代政府中的检察机构，具备检察实权。但凡提起公诉，均由都察寺负责。
都察寺长官称检察长，下辖若干检察官。检察官可以独立办案，也可以抽调警察力量参加侦破案件。
这位检察长是革命军海军退役军官，因在东征战役中负伤，被迫退役。
本案的受害者是步兵第三师，算是革命军兄弟。检察长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又知道杨烜有意兴起大狱，一开庭便咄咄逼人，有意渲染胥吏的胆大妄为。
他说：“步三师在东征战役中劳苦功高，中间有两三个月，战事吃紧，军饷供应不及时，官兵都没怨言。你们倒好，竟打起了军饷的主意。
“本案中，步三师应报销五十一万三千五百元法币的军费，你们索要两个返点，就是一万多法币。谁给你们的胆子，让你们向部队索贿？”
此言一出，财政部长、陆军部长大为紧张。五个被告都是部里的下级官员，官阶最高的是陆军部的司员，姓陆，原是个革命军的退役军官，为八级文官，即副处级。
步兵第三师是野战师，也是陆军老牌部队。五个低级文官，意敢向他们索要贿赂？靠的是什么？自然是他们的上级身份，自然是有人在背后撑腰。
财政部长、陆军部长位置紧要，都出身于革命军，并未掺和这种龌龊的勾当。但部里的胥吏借机索贿，他们却是听过风声的。
部长以下，为各司司长，司长以下，又有各处处长。司长已是五等文官，大概率也不会参与索贿，至少不会遗人把柄。
到了处长这一级，两个部长心里就没底了。他们基本确定，必有处长参与此案。就怕他们做事不严，给人留下了把柄，累及部里的名声，也危及部长的官位。
这并非是杞人忧天。两个部长来肇庆前，都被要求向副部长交卸公印。
广州那边也传来了消息，越王府动用了近卫师，联合警察局，军警已经进驻财政部、陆军部，防止职员逃跑、销毁证据。
这种大动干戈的架势，仿佛财政部、陆军部已经成为越国的公敌。财政部长、陆军部长在法庭旁听席上灰头土脸的，再也没了往日的神气。
五个被告战战兢兢的，谁也不敢多说话，遇有指控，便都揽到自己头上。
此事看样子要有株连，最终牵扯到谁，可不好说。若扯开了讲，则牵连面太广，容易被杀人灭口。这在满清官场上，是时有发生的事。
审判长心里暗舒一口气，觉得案件审理顺利。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也不希望株连太广，以免人心浮动，动摇政局。只要被告肯认罪，他便能尽早结束审案，也给财政部长、陆军部长一个台阶下。
谁知都察寺检察长有意扩大事态，问被告：“步三师是野战师，靳参谋是个老革命。你们五个低级文官，竟敢向靳参谋索贿，想必是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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