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社团只能算是这些大公司大股东手中棍棒，是无法威胁到大公司的地位，但这些曰本的社团不同。
他们不仅可以帮着公司的大股东对付那些小股东，消费者，同时他们也可以反过来对这些大公司进行绿票讹诈。
他们会在购买了某家的公司少量股票后，要求行使股东权力，参加股东年会，要挟公司支付一笔‘费用’，如果公司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能保证自己或别人滋事生非。
而这群人则是被统称为‘总会屋’！
在曰本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牢牢的控制在友好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具有长远投资眼光的关联企业中，在西方公司对每个投资者公开财务信息，曰本的公司却只需要向前十名股东提供详细咨询就可以了。
另外在北美有关销售，收入，以及新产品的任何信息，只要讲给了一个股东听，就必须立即对外予以公告，在曰本对此既无道德约束也无法律规范。
由于不受公司重视，曰本小投资者靠红利根本赚不到钱，资本利得成了收入的主要来源。
与西方国家不同，曰本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这一点部分应归功于野村的奥村津南雄。
因此，小投资者对一个公司的股价走势比对一个公司分红的能力要看重得多。
只要股价上行，曰本股票投资者便会兴高采烈--战后，股市持续上扬，所有投资者脸上便都是期灿烂的笑容。
每年的股东会成了走过场。
友善的股权结构不可能提出现什么有损于公司的问题，曰本人不喜欢抛头露面，尤其是他们的领导或上司在场时更是如此。
与此同时，总会屋却在贪婪地吸吮着惊慌失措的上市公司。
封嘴费成了公司的正常支出，许多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公司都专门任命一个总务经理，其职责便是向“登记在册”的社团支付封嘴费，每人4000美元，一年支付两次。
等待登记的总会屋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他们经验老到，竭力挖掘公司和董事们的财政、政治和男女关系方面的丑闻，以作为他们的敲诈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楚欢要让张林结交曰本社团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他们肯定是不会将这种消息告诉张林的，但在任何一个地方，有明面上市场交易，就有龌龊的黑市交易，黑市交易内，会有情报的贩卖，而这也是楚欢看重的地方之一。
等到了80年代初，总会屋这种行为越来越猖獗，甚至到了公开的程度，官方终于是可忍，孰不可忍。
1982年，议会通过了禁止支付费用给总会屋的法律，同时，还成立了专门打击总会屋的特别警察行动小组。
然而，即使有了法律的支持，许多公司仍要在支付大笔退役金后才能摆脱这些寄生“顾问”的纠缠。
为了限制出席股东大会“总会屋”的数量，法律规定了一个持股的最低限量。
这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1984年符合规定的总会屋只有1700人，而在1982年，出席会议的竞有6800人。
然而，要让所有总会屋彻底放弃这一容易来钱的行当还不是那么容易。
为了规避1982年的法律，总会屋摇身一变，成了行敲诈之实的合法机构人员，许多人把他的组织称之为‘研究’机构，专门出版发行有关目标公司的各种流言与丑闻。
甚至有些总会屋还标榜自己为政治团体，借机向‘快乐的受害人’索取借款，为了不引起官方的注意，公司在支付费用的时候要么通过海外，要么以极高的价格订阅总会屋的出版物。
在这个行业，小的总会屋是成不了气候的，所以那些大公司也宁肯找一些大的总会屋，破财免灾。
仅从总会屋这一件事情，就能够看出来，他们有着非常庞大的情报网。
当然了，楚欢不是要让张林等人也在曰本弄什么总会屋，而是要让张林他们在曰本寻找一个合适的合作社团！
这就跟楚欢在曰本准备做的一个生意有关了。
帕青哥！
这个在曰本不被称为博彩业的博彩业！
而帕青哥的巅峰时期，是在九十年代，根据统计，95年的时候，曰本的帕青哥市场的营业额达到了30兆9000亿日元！
千万别以为在曰本做帕青哥生意的都是曰本人或者是曰本社团的人。
根据曰本的报告显示，曰本的帕青哥店有五成是南韩人在经营，四成是朝鲜族人，剩下的一成也不全是曰本人，而是华人与曰本人平分这一成。
至于曰本的社团与官方更多的是以合作和幕后的形式参与进去。
楚欢想要看看，在这个时候进入曰本的帕青哥市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收获。
“联系的怎么样了？”
楚欢出声询问道。
张林有些自责的讲道：“通过皇宫俱乐部已经初步与东京的山口组，住吉会，稻川会取得了联系，不过关系并不是很牢靠，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黑市交易市场，同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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