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和华尔街关于这次并购的报道几乎铺满了所有头版头条，不过大家的看法却存在严重的两边倒，一方觉得李牧的操作无与伦比也无可挑剔，甚至可以当做经典案例写入金融领域教科书，另一方则觉得李牧这种操作实在是给资本市场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今后，这样的“恶意被并购”可能会层出不穷。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却以另一种角度剖析了李牧的这种做法，这篇报道的作者署名为Rui-Liu，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华人或者华裔，他在文章中这样评论李牧的“恶意被并购”：
“西方人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东方人也一样，两种文化差异巨大，这就注定了西方人很难学会东方人的谋略，而东方人也很难学会西方人的逻辑，东方人，尤其是华夏人，从老祖宗那一代起，就凡事讲究谋而后动，这就让华夏人做事情的套路要比西方人复杂得多，在西方人看来只有一两种解决方案的事情，在华夏，会因为谋略，而产生许多种解决方案。”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债务的解决方案，在西方，债务解决的方案基本上只有两种，要么还，要么不还，在西方人看来，这种事情也没有第三种解决方案，但是在华夏，这种事情的解决方案有无数种，比如李牧这次对谷歌的“恶意被并购”，在西方并不常见，但是在华夏，尤其是在华夏民间，这样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Rui-Liu在文中给西方读者举了一个例子：“假设A和B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而A欠了B五十万元，但双方依旧还有合作，而且合作金额以及产生的利润远大于五十万的时候，B对这五十万债务的诉求就会变得软弱而缺乏底气，不像西方人做生意，所有账目梳理清楚，一码归一码；”
“A虽然不至于直接赖掉这五十万的债务，但心里会努力想出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时候，他想到自己手里刚好有一辆开了五年的奥迪A6L，这辆车五年前在华夏购买的时候刚好五十万，不过现在的市场价最多也就20万，于是他就对B说：不好意思，最近手头有点紧，那五十万的债暂时不方便给你，不过我这辆A6L是五十万提来的，要不你把这辆车开走，咱俩清帐。”
“A真正要释放给B的意思其实是：你要么接受这辆车抵消五十万债务，要么就无限期的等下去，有可能五十万到头来一分也拿不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可理解也不可接受的，但是在华夏，多数像B这样的人会选择接受这桩看起来明显不合适的买卖，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不伤和气的同时，又能尽可能挽回损失的最好解决办法；”
“于是，这桩债务的最终实际的解决方案就是：A将一辆最多只值20来万的车给了B，抵消了他与B的五十万债务，看起来A好像非常无耻，但不得否认，这确实是一桩你情我愿的合法交易，从这一点来说，A是成功的，他成功的将五十万债务，以二十万的实际价值合法解决，这就是华夏老百姓间常见的‘恶意被并购’。”
这篇文章在硅谷与华尔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人都在讨论文章中提及的案例，讨论这种东方式的谋略，并将其当做衡量李牧这次“恶意被并购”的标准，很多人惊讶的发现，李牧把MuyeBaidu卖给谷歌的方法，跟Rui-Liu在文章中提到的以车抵债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点，他们都是用谋略去合理的耍无赖，用计谋而不是用暴力，去让对方心甘情愿的接受一桩明显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合作。
但是Rui-Liu的文章中还有一段话让西方精英们非常认可，他说：“其实任何商业交易严格上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可口可乐一瓶的实际物料成本可能只有几美分，但在美国要卖到差不多一美元，几十倍的差距，公平吗？中间商以1美元的价格从供应商手里收购某种商品，再以数美元的价格卖给用户，公平吗？”
“既然可口可乐能把半加仑的水和白砂糖以及其他添加剂混合出来的东西卖到三美元，那李牧为什么不能把价值1000万美元的公司卖到几十亿美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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