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独立，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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