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内心里面，赵云对佛教很是排斥。
前世，见佛门之士，不事稼穑，完全依靠信奉佛教的大众进行布施，活得非常滋润。
那些和尚们出则别摸我，入则挨轰plus，除了表面上不吃荤腥，生活相当优渥。
固然戏志才对贾诩忌惮，而贾文和对自家主公的博学更是钦佩。
他综合了各种信息，甚至亲自到寺庙去参观，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群光头。
按说贾诩世居凉州，靠近西域，接触佛教应该早一些。实则不然，他本身就是半个儒生，家境贫寒，佛教则主要走高端路线。
更兼凉州民生疲惫，不管是上层还是老百姓，生活都不甚安宁，不管什么教派，在这里的影响都没多大。所以，中原人眼里，他们和蛮夷差不多。
赵云心里没底，他委实不想让那群外来的和尚把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现如今道家不仅支持刘辩，更有甲子年的黄巾起义。
佛教与儒、固有相斥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倾向。
佛教初期藉道教之不小，也受到儒学一定的影响。
但反过来看，佛教对道儒也有所帮助。如早期佛经翻译有不少词语直接来自黄老之道，如“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
道教之太平经也有用佛词语的，如提及布施、好生等。而康僧会等力图用佛教教义来阐述儒学，在现时儒家正统大受冲击的情况下，这无疑帮了其大忙。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适应性极强，它为求自身之生存与发展，初乃依附黄老道以行世，蓄力待机，等到条件成熟方破土而，出力求独立传播。
这是佛教入华之初能被接纳并逐渐培植自己根基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迎合中国儒家思想，最初在中国传教的高僧，都极力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佛经，说明儒佛的一致，使在儒家思想的旗帜下使佛教得以生根、开花和结果。
历代皇帝乐于利用，君主既要像儒家那样的统治思想，大力吹忠孝仁义等三纲五常思想，以利于中央集权。
同时，帝王需要一种学说或宗教，让民众诚心向善，安居现状，知足常乐，而佛教的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等教义可以承担此任。
佛教关于人生无常，满布苦痛的说法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适应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同时，佛教所谓彼岸世界的光明自在和涅槃境界的高尚无我，又使人们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生的幸福，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寄托。
更甚者，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也曾被下层劳苦大众利用来作为反对历代王朝统治的武器。
现在的佛教逐渐趋于本土化，教义仪式适合国情，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系由人而成佛，该教主张人人可通过修行而神化，该教崇拜多神而非一神，这些均与中国国情相符合。
中国自秦汉以降乃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国皇帝以神的姿态君临全国，它不允许在自己之上有更高的权威。
一切学说或宗教，包括儒在内，都必须有利于君主树立天子之权威方得以生存和发展。
中华民族由于自身具有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故襟怀广阔，对于各种外来优秀文化均取宽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在中国很少发生迫害或消灭异教徒的现象。
中国佛教首先是流行于皇室及贵族等上层的，如西汉末博士弟子之受大月氏王使口授佛经，东汉明帝之遗使迎回天竺僧，明帝之弟楚王英之信佛等。
因佛教初入即与道士方术相合，而当时之求神仙和长生，只有上层才有可能去讲究。
至于一般民众之信佛，最早则在东汉末年，见于三国志刘繇传中有关笮融事佛的记载中。
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它所传入之国度又是自身具有高度文化的中国，故必须走一段迂回曲折的传播道路。
佛教初依附于道教、后依附玄学，在依附之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和尚们实行多神信仰，佛教本来就不是只信奉天主的一神教，虽崇奉释迦牟尼为教主，但又认为佛陀不止一个，人人皆可成佛。
它输入中国后，受到中国本土宗教信仰特点之影响，多神崇拜之趋向更加严重，不仅佛教内部实行多神信仰。
而且佛陀及众菩萨又往往同道教诸神甚至中国历史名人，被并列在一起加以崇奉。
佛教制度组织松散，它本就比较温和、松散，没有规定只供奉一个神灵，日常生活中无须事事祈祷，结婚、生育也不必举行甚么典礼或施洗。
传入中国之后，其制度组织比东南亚某此些国家为松散，一般老百姓可以宣布自己信仰佛教，或同时信仰多种宗教，而不受限制。
佛教在华影响钜大，因其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哲学力量，而且中国人迷信宗教之心向来薄弱。
故中国人受佛教主要在哲学方面，而非宗教方面，这也是佛教能与中国固有的儒学和道教融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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