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自从知道赵云要辅助刘协以后，一直在患得患失，但已经由不得他。
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再说，此前他都是赵家麒麟儿的鼓吹者。
此刻看到了《老子化胡经》，却是不甚明白，究竟这部经书有何意义，还要交给皇帝。
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对中国人来说纯属异端，他们对宗教的理解仅限于天、祭祀诸神和神仙思想。
普通民众对削发的外国僧人的异样面貌和烧香诵经之类的佛教礼仪一定感到奇怪。
老百姓对解脱、彻悟、彼岸得救等佛教语言一窍不通，仅凭新鲜感和好奇心信仰如此奇异的宗教，简直无法想象。
可以设想在传播如此陌生的宗教时，定会遇到许多摩擦抵抗。
但是出乎意料，佛教在中国传播异常顺利，并无任何反抗和摩擦。佛教为何能如此顺利地传播呢？
一般来说，某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宗教的或是别的任何文化现象。传入某地或外国，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某种程度的改变，符合固有文化。
外来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为方便传播起见，必须经过适当的改变，使之与本国文化相适应，否则很难理解。
当接受的一方感到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非常近似或有亲近感时，方能接受，特别是自命中华的中国，这种倾向尤为明显。
在中国，佛教刚被认识时，对佛教的信仰，也许被理解为近似对以天为首的诸神的信仰，首先是神仙思想、黄帝、老子的信仰。
于是民众便把佛教当真一种神仙方术式的教义，把僧侣当作巫师或方士，把佛的存在当作近似于黄帝、老子，把礼拜、烧香之类的佛教礼仪当作方术来解释和领会。
《庄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与佛教学说有类似之处，可以想象对部分道家来说佛教较易理解。
他们在解释僧侣和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历来对方士、黄帝、老子等的认识和信仰，感到佛教中也有类似中国的东西，从而接受了佛教。
正因为如此，楚王刘英，他哥哥桓帝才把佛和黄老结合起来祭祀，此时的知识分子也许把佛典认作类似道书加以接受的。
老子化胡说简称“化胡说”。老子化胡说是巧妙利用《史记》老子传中“西出函谷关而去，莫知所终”之句编造出来的。
它说，老子写了五千余言后去胡，即印度，成为释迦牟尼，或召释迦为弟子，教化胡人，因而佛教是老子提倡的。
换言之，佛道两教同源。
再则，老子去印度成为释迦牟尼，从其转生说看，自然佛教是道教的组成部分，至今有的书还这么说。
记载化胡说的是《老子化胡经》，通常认为《化胡经》是西晋祭酒王孚撰写。
总之，化胡说也罢，《化胡经》也罢，后人普遍认为均是道教方面为了轻视佛教而编造的。
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化胡经》出现之前早有老子化浮屠传说，因此有必要弄清化胡说形成的时期。
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如此看法和接受方式的原因，关于其背景，有如下解释。
后汉时期人们之所以把佛教教义当作道家的，或者神仙方术式人物。
他们把佛当作老子式飞行自如的金色神仙予以接受，现在的大汉业已形成应当说是中国型的思想或者信仰，以此为媒介。
换言之即把外国的圣者及其教义纳入中国人的思维型，同本来固有的教义、神、圣人加以对比进行解释的缘故，的确如此。
佛教方面就把释迦比作同黄帝、老子不相上下的神仙式的人物进行说明。
将该说明引申一步，便把释迦同老子等同看待，或视为同一系统，若再将两者结合起来，人们对释迦便感到更为亲切，同时也满足中华意识，从而得以顺利布教。
将两者结合的最好媒介是《史记》老子传“......而去，莫知所终”这句话。
因此赵云认为化胡说是某位佛教徒提出的说法，作为顺利布教是一种权宜之计。
也即是说，在佛教刚刚在大汉立足的时候，和尚们为了让国人接受，从而出现了这种观点，不然他们将在道教和儒家的打压下寸步难行。
及至到了后来，特别是西晋立国以后，经过战乱的老百姓没有其他办法，唯有信奉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佛教才能聊以自慰。
那个时候，和尚们羽翼丰满，根本就不需要老子、道教来衬托自己，就一脚把已经成形的老子化胡说踢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烦琐粗俗。
东汉时期，谶纬流行，今文经学与谶纬合流，经学的谶纬迷信化，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降低了束缚人民的力量。
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是对儒术丧失信心的体现。
农民也唾弃官颁的《五经》不用，如黄巾起义是以《太平经》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是用《老子五千文》作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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