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比及自身，夏原吉顶多能够做到“得志与民由之”这一点，身在朝堂，要想真正做到“不得志独行其道”却是谈何容易？
当年的屈原就是坚持“独行其道”，最后落得投江而死的下场，不也没能阻止楚国的灭亡吗？他自己落下了流传千古的清名，却把楚王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此非真忠臣也。
至少夏原吉是这样认为的。
比起先贤对于“大丈夫”的定述，他还是感到有些自愧不如的。
不过他是个直性之人，郑和的这句话听在耳中的确入耳，当下也是感觉豪气顿生，一仰头把杯中酒水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他的声音也逐渐大了起来：“实不相瞒，关于组织船队远航一事，以下官浅见，于国于民无益，实乃当今一大弊政也！”
郑和默然无语，此话把远航抨为“弊政”，实在是有些严重了。
片刻后他才轻声问道：“何以见得？”
夏原吉索性再无顾忌，望着郑和问道：“敢问郑大人，远航之事当初可是你向皇上奏请的？”
郑和摇头，这事的确与他毫无关系，从头到尾实在是朱棣自己敲定的想法。
后来在确定率领船队的人选之时，朱棣召见了当今着名相士袁珙的儿子袁忠彻，问用郑和是否合适。
袁忠彻对答道：“三保恣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观其气色诚可任。”
于是朱棣便定下了任命郑和为远航统率，到这时郑和才知道此事。
夏原吉看郑和一脸凛然，点点头，他相信这是实情。
皇上朱棣向来独断专行，远航如此的大事，纵使他再宠信郑和，也不会因为一个内侍太监的话而不惜耗费千万，定下如此重大的国策。
他喃喃的说道：“但愿真如你所言，这一切全是皇上圣心独断，如果当真有人进言力荐此事，那么此人定佞臣也，当斩之！”
郑和愣了一下：“哦？”
夏原吉又自斟自饮了一杯酒，说道：“此人定然是想要利用皇上对于建文帝下落的疑心与忧虑而进言力主此事，否则大造战船，全副兵甲，巡航四海，所为者何？此人以此为自己晋身之道，枉顾国计民生，岂非佞臣乎？”
郑和沉默了。
看来夏原吉认为皇上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耗费巨资打造战船远航四海，所为的便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
自从建文帝举火自焚之后，他的行踪的确在民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也有人声称在海外小国曾见到过他，不过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
建文帝当年真正的下场，除了当事的皇上朱棣和当时守在奉天殿外的张辅之外，知道内情的恐怕就只有从南京城破就一直跟随在朱棣身边的自己了。
（关于建文帝自焚的一段情节请参加本书第五卷《皇陵诡影》中第十四至十七章，本处不再赘述。）
然而这是个绝对不能提的秘密，要么就自己守口如瓶的把它带进棺材，要么就是由皇上动手让你带着它进棺材。
有时候郑和真的情愿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个秘密。
所以他也知道，其实皇上谋划这一场远航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寻找什么所谓的建文帝的下落。
但是，他却没法反驳。
他只能保持沉默。
夏原吉见郑和没有说话，认为他认同自己的判断，又干了一杯酒，大声说道：“船队远航，光打造的大小战船百余艘，每一艘都需要耗费六七千两白银，还不论船上数以万计的军士人员每日的吃穿用度，光是船上装载的赏赐给沿海诸国用以显示皇恩浩荡的诸般奇珍异宝，所值就已经是超出旁人的想象了。”
“如此空耗国力，所得者何？无非求得这些番邦小国对我大明的俯首帖耳，诚意来归而已。下官也曾看过郑大人回京之后递交皇上的奏折，奏明这些沿海番邦小国，生计尚且难以为继，不要说对我大明造成威胁，就是那小小的海上海盗，也需要求助我大明船队予以剿灭。”
“这样的小国，除了每年向我大明天朝伸手索要钱粮救济之外，结交他们有何益处？这等小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纵然暂时为了利益归附我大明，谁能保证今后没有异志？如今安南再度复叛，英国公张辅领军前去平定，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纵然是皇上担心北伐期间，这些南方沿海诸国会借机蠢蠢欲动，如今也已经知道它们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疥癣之患，令一大将即可平之，根本不足为虑。何必还要不惜花费巨大，又要再度出海远航？”
“反观国内，靖难之役后，遭受兵戈之乱的黎民百姓正是休养生息，百废待兴之时，刚刚享受了几年太平日子，近年来又多有天灾，灾民遍野，流离失所，急需朝廷的救济。”
“北疆不稳，北元残余势力各部落蠢蠢欲动，早晚与我大明必有一战。皇上如今主张的迁都和北伐，不正是为了消弭北疆的祸患吗？这些已经令国库不堪重负了，如何还能有余力支撑这浩大船队远航四海的花销？”
放下了酒杯，夏原吉总结道：“所以，依下官的愚见，此时我大明应该励精图治，安定发展国计民生，积攒国力，奋发图强才是。这耗费巨资的远航四海，耀武扬威，除了空费钱粮之外，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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