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之祥一开口就定调道：“你们向朝廷上折子请求内附，在朝廷批准期间，你们先依附我们四川，我们可以先签订一些协议。”
诸汪理解地点头，他们要求内附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与宋军打得落花流水，狂打朝廷的脸，之间的仇怨岂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夏先生准备得很充分，拿出了一迭厚厚的资料分发给诸汪，提出孟之祥这一方的要求。
如果向朝廷内附成功，汪古部要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和纳贡，根据大宋需要助军役。
对比于鞑虏要求的被征服民族做到的“六事”即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清点人数，建立户籍）、助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地方长官）等，后两项是鞑虏派出地方官直接管理征服的地方，收税上缴汗廷。
向宋朝内附则相当宽大，内附的政权拥有自治权，这是当初为什么汪世显首要选择宋朝的原因。
鞑虏要钱又要命，向鞑虏投降，初时可以保住性命，但会被鞑虏充当炮灰，长期在外征战，还者寥寥无几。
大宋则富有四海，人力充足，自己的土地都开发不完，他们在意面子，而鞑虏则面子里子统统要。
在等待朝廷批准的期间，汪古部向四川孟之祥派出汪惟明为质子、编民，派出二千五百人到宋军中服役，根据需要继续出兵，在此期间，他们的供给补充由宋军负责，不需要纳赋税、不设地方官，双方互市，互派代表，允许宋军借道，并且汪古部每年要派出五百年轻人到宋境参加学习。
诸汪基本上通汉语，而且上述资料是用白话文写出来，很容易理解。
看了这些资料，诸汪基本上松了一口气，关键的纳赋税、置达鲁花赤没有要求，即他们还可以当老大在辖地内作威作福。
搁以前可没有这么爽，鞑虏要求他们每年上缴赋税，没银子就用牛马羊充数，负担非常重！
鞑虏还在他们辖地内置达鲁花赤，直接治理地方，插手地方军政事务，可想而知，汪古部上层的日子是多么地不好过。
在鞑虏治下，军役相当沉重，每次出征，熟知地方户籍的达鲁花赤制定出军册，要求各家出丁出马和出装备，没有的话就用银钱或牲畜来顶替，上下其手，少一个铜板都不行。
家家难免，户户难逃，就连汪家也被达鲁花赤出册写明要派多少人，多少马出征，一视同仁，气得汪家人眼反反。
他们倒不是出不起这些人马，而是丢不起这个脸，鞑虏委派来的达鲁花赤自恃身份高贵，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汪古部是大族，从征时每次出兵都要万人以上，要求的还是青壮，老弱不要，劣马不要，出动时鞑虏不支付军饷和提供后勤补给，自然也没有什么抚恤金。
以孟之祥入川时作为分界线，汪古部在之前一直能够抢到不少东西，人马损失少，也就是收入远远大于支出，那时期在巩昌的汪古部族人得到了丰盛的战利品，一片欢声笑语。
待孟之祥入川作战，汪古部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尽管他们聪明地一再避开孟之祥的部队，奈何山水有相逢，当孟之祥掌控了越来越多的军权时，汪古部的噩梦来临。
人员伤亡惨重，人马损失极大，更不用说抢到多少东西，是被孟之祥反抢！
从那时期起，汪古部闻四川色变，奈何他们根本不能反抗蒙古人的征召，结果，出征万人，回来千人，家家戴孝，户户哭丧！
这次跟随大汗出战的惨败，汪古部损失固然惨重，鞑虏更被打断了脊骨，原本控制原西夏故地、陇右、京兆等地区的阔端兀鲁思趋于瓦解。
阔端乃阔端太子，是窝阔台汗的第二子，称为阔端汗，已经归天，他的汗位现由三儿子只必帖木儿执掌。
“兀鲁思”指蒙古各汗王的封地，意为“人众”，包含着民众与封地的意思。
在阔端死后，继承他位置的就是长子灭里吉歹太子，灭里吉歹在位时间很短，差不多他父亲前脚走，他后脚跟上，宗主之位由老三只必帖木儿继承。
阔端次子蒙哥都，人称凉州大王，曾和忽必烈一起南征大理，死于乱军中，应该是高原反应要了他的命。
一朝大汗一朝臣，窝阔台汗在位时，阔端兀鲁思风光无比，待到拖雷系的蒙哥汗上位，阔端兀鲁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窝阔台系后王遭到严厉的打压分化，尽管阔端系和拖雷系关系不错，阔端兀鲁思的势力也随之收缩，蒙哥汗安排忽必烈管理漠南诸军事务，两兄弟有心无心，开始对阔端兀鲁思进行清洗老底的活动，在多次征战中优先安排他们的军队从征，生还者百不存一！
由于军力衰弱到无力控制地方，在巩昌的由只必帖木儿派出的达鲁花赤已经撤离，他们的力量收缩得很厉害，汪古部才敢与孟之祥谈和。
尽管孟之祥给出的条件非常宽大，汪家人还是锱铢必较，试图为自家争取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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