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过自是看出了邵百花眉宇间淡淡的忧郁。虽然对方从未承认过什么，但因为先入为主之故，他早早便知晓了这伙不速之客的来历。他之所以未说破甚至举报，一则是因为陈亮之故，再者亦是不愿“助纣为虐”。
陈亮与辛弃疾都是他敬重的长者，乃是真正有抱负有担当的文豪，且颇具侠客意气，这样的人理应“发光发热”，但陈龙川却枉有一身才干空无用武之地。乱世将至，若无人挺身而出，定然是国不国民不民。冯过希望到那时，尚有资哲辛弃疾陈亮这般脊梁骨挺直的人力保山河无恙。至少，别让陈亮早早的“凋零”。
其实，冯过自己也说不清收容方腊是否为助纣为虐。大定同几个时空的北宋相似度极高，一般的发展轨迹，同样的历史进程，许多事件亦都一般。自太祖建国至今二百年，农民起义（或说叛乱）大大小小凡二百余起，大致一年便有一次，远多于以往任何王朝。
其他王朝，农民起义的爆发，一般都是农民被逼到了绝境。天灾，瘟疫，朝廷的苛捐杂税，农民实在吃不饱饭了，不再造反就只能饿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民起义才可能爆发。但是大定不一样。建国至今，这种大面积的灾荒，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本朝的苛捐杂税，也不严重。王临川变法，目的是给中央财政增加收入。但是王临川这种做，立刻就遭到了其他大臣的强烈反对，说他“与民争利”。既然大臣们都有这样的思维，显然，要在大定实行苛捐杂税，几无可能。也用不着实行苛捐杂税，因为本朝富裕，用不着残忍压榨农民。
农民起义的理由，一般都是“官逼民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与整个国家政治的全面腐败，与大灾大难关系不大。那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农民起义了？
在冯过想来，一则是起义的成本比较低，好处比较多。
大定实施“守内虚外”的政策，大量的兵力屯集在开封周围及西北边境，其他地方放的兵力比较少，而且这些地方，军队的能力也相对不足，所以农民起义很容易爆发起来。而农民起义爆发以后，朝廷实施严厉打击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时候采用招安的办法，就是和农民起义军达成和解，领头的人被封个什么官，然后分到各个地方去。就算是打击，也没有像清朝统治者那样，对起义军领袖采用凌迟处死、诛灭九族等严酷惩罚。如方腊，闹出这么大动静，皇帝不也想过招安么，只是“圣公”太过自大，断然决然的斩断了所有退路。
再则，大定发展至此，吏治腐败，朝廷对外献币乞和，对内恣意搜刮，百姓苦不堪言。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后果，是富人少报漏报田地，想法设法逃避税收，甚至将负担转嫁给无田或租田农户。这样，国家的钱少了，又会进行新一轮的摊派，正所谓是“富豪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
赋役繁重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当今皇帝喜花石竹木，层层摊派下去，多产竹木漆的青溪县便成了盘剥最苦之地。行根刷，人不堪命，皆去而为盗。方腊“雄起”，正是应此而生。
最后，民乱频仍与本朝贯彻始终的“岁币制度”有关。“澶渊之盟”后大定每年要交的岁币，每年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数量不少，后期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绢、银这两种东西不是现成物品，需要生产、运输、汇集等环节。绢帛、银矿主要分布在遥远的南方。这两样东西光运到京城，百姓就疲于奔命了，更不要说生产了。
总体来看，大定经济繁荣、国有富裕是事实，但百姓并未见得有多富裕，甚至在特殊年份过得还很艰难。如此，焉有民众不反抗的道理?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这亦是双刃剑，让原本飘摇的大定愈发的摇摇欲坠，外敌一旦入侵，究竟是万民换新生还是堕落人间地狱？怕是赌不起。
但就目前来看，还是“叛乱”比“起义”多些，所谓“永乐”朝至少让浙江已是千疮百孔。羊毛出在羊身上，祸乱过后，为此买单的还不是老百姓？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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