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昌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后世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
江西作为科举强省，非止是解元，乡试前十是必中进士的，但竞争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怎样个强法，简单的说说。
太宗时，永乐二年当年共有进士470人，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江西人，而江西也仅仅占了大定约十分之一的土地，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说是奇迹。
但是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这次科举的前三甲全是江西人，而且就连四到七名也全是江西人，可以说这次科举江西绝对是最大的赢家了。本身这次考试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却有一件事成了太宗皇帝心中的一根刺。
那就是这次科举的主考官也是江西人，不过因为并没有抓到任何作弊的线索，所以这件事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不过太宗还是为了让其他地区心理平衡一点，就把这位主考官冷藏了，可以说这是科举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了。
江西自昌楚以来，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昌盛之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在浔阳柴桑开百代隐逸之先河，五柳先生的名号至今仍被传颂；理学传世的宗师朱熹在江西婺源承先圣孔子之遗教，晦庵文公的影响自楚朝从未断绝。楚定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个，曾巩、王安石、欧阳修，哪一个名字不是如雷贯耳？
“翰林多吉水”乃是大定江西文脉昌盛的真实写照。百多余间江西进士数量，为全国之首，江西举子“一科三鼎甲”乃至包揽前十名的情况时有发生。自有科举以来，仅仅吉水一县，就出了五百五十六位进士，六名状元，“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绝对不是夸张的描写。“学而优则仕”乃是传统，作为科举半壁江山的江西举子自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江西籍官员的数量一直是全国前列，位高权重者多如牛毛，这种情况自大昌开始，在大定达到了顶峰。
江西学风之盛，士子相继攀附，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人人竞相学习的场面造就了“文章节义之邦”的美名。入定以来，重文崇教的氛围在江西尤为浓厚。“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
除了基数庞大的参考人群，江西的书院体系也非常完备。全国书院四百一十七所，江西独占一百零一所，第二名的浙江仅有二十二所，其中象山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同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更是作为“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发源地，成为天下书院的典范，这些书院为江西的文教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量的民间力量涌入到了书院的建设当中，三大“义门书院”，陈氏的东佳书堂、胡氏的华林书堂、洪氏的雷塘书院皆是家族式私人书院，宗族内部划拨“义田”和专门款项资赈教育，教化儿孙。除了大型的家族书院，还有大量中小型的私人书院分布在江西的各个地方，大量江西举子走向仕途，登上了朝堂。江西书院体系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科举的发展，大定初期江西科举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江西的官员也占据了明朝的半壁江山。
是以，徐元杰、刘几乡试皆入前十，可以说是一脚踏进了进士行列，来年名列杏榜，前景可期。
这第二张榜单只载了后九十五名新晋举人名单，到第六名亚魁而止，前五名却在另一张榜单，也算是给足了悬念。
乡试放榜的前一天，为了不出差错考官们先要填草榜。主考官依名次填写拟录取试卷的“红号”，草榜填写完毕后，所有乡试官员（包括监临、提调、监试等官）在内堂集中，共同拆卷，将试卷逐一核对红号，最后将依照录取名次将考生姓名、籍贯填写在草榜上。然后，将草榜交给书吏，由他向在座的所以官员宣读考生姓名，完成这些手续后，开始填写正榜。
填正榜时，各省都是从第六名写起，直到完成最后一名，然后再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
各省乡试填榜后，需要在榜单上钤盖印信，即在年月和接缝处钤盖布政使关防印。填榜的第二天，各省在布政使司或巡抚署门前张挂，也有同时张挂于贡院“龙虎墙”。榜单张挂时，派兵士看守，三天后收缴存档。
乡试放榜前，考生们都非常关注考试结果，经常会向考场的门丁打听录取结果，称为“看鸽棚”。放榜之后，门丁往往会率报子鸣锣报喜，并有一张长条形的白纸条，上写“中式某某科乡试第几名举人，XⅩ省ⅩⅩ府县学优廪生，或廪生增生附生”。此后，还要送捷报，不仅要送外考生家中，还送往亲戚家中。时人写《报喜》诗曰：
高升高中任高才，添喜红条便报来。讨赏门前无别话，今朝小的喝三杯。
报喜人到了新科举人家中要受到隆重的接待，而且还要在举人家小住几天由考中举人家开出单子，上面列出所有亲戚朋友的名字，由报喜人去报喜，请他们前来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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