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在书院门口四处打量，恰有一十二、三岁的儒童出得门来，见状愣了一愣，又见冯过三人皆是士子装束，意气丰发，气度不凡；贾小春等随从个个精壮，显然都是练家子。
儒童乃是见过场面的，只恭谨地施了一礼：“敢问几位客人是访书或是赏景？”
“我等是来拜访前辈的。”冯过还了一礼，道：“这位小友，请问建昌堂长今日可在学院？”
儒童答道：“先生外出访友未回。”
冯过：“何时归来？”
儒童：“或一二日，或三五日，又或一旬半月，实无确切日子。”
冯过顿觉得自己成了贾岛，寻隐者不遇哪。
无奈，他只好再问，得知儒童乃是书院堂长的亲传弟子，吉州吉水人，唤作杨长孺。
此次游庐山，冯过是带有任务的——帮李格非带书信与白鹿洞书院堂主李燔。
事实上，冯过得晓此信息后又惊错了一会儿，李燔此人他知道啊，嗯，是那个时空的。
李蟠，字敬之，建昌人。南宋教育家，他把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业绩非凡。
他先后到朱熹开辟或恢复的“武夷精舍“、“岳麓书院“、“考亭书院“教学，朱熹一生有511位学生。许多人有不懂的地方，朱熹一般都让他们请李燔教习与启发，学子非常敬服。朱熹多次宣示，李燔“交友有益，进步可畏，处事一丝不苟，忠直朴实”，是自己学术的衣钵传人。朱熹还写诗说：“吾道付沧州”，而李燔更被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列为南方理学耆老、沧州大儒第一。
朱熹去世后，李燔率领南康的学子，开辟“修江书院“、“白石书院“、“竹梧书院“，继续传播和研究儒家思想，可以说他从中进士以后的42年都是在教育与研究儒学中度过的。
他打破官本位，为老师朱熹的理学哲学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勤耕教坛，甘之如饴。
应邀回到白鹿洞书院主持书院活动后，白鹿洞书院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与李燔的教育教学关系很大。当时学生曾达到上千人，“讲学之盛，他郡无比”。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他不再为官，潜心教学与儒家思想研究，推荐了一批思想端正的弟子给朝廷，其中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弃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等皆成名儒……
咦，难怪觉得杨长孺这个名字好熟。
等等，这个名字有些“蹊跷”，冯过忍不住问：“杨小友可是吉水人？”
杨长孺微微一怔，点头道“道是”。
冯过再问：“令尊可是诚斋先生？”
杨长孺沉默了片刻，似不愿回答此问，但仍是肃声道：“正是。”
刘几与徐元杰对视了一眼，再看杨长孺时与先前便截然不同，此子身带光环也，因其父真真是位大神，“诚斋先生”即当今诗坛领袖杨万里是也。
“白鹿洞书院”堂长李燔固然是为文坛巨子，与杨万里相比则有不及也。
杨万里不熟？“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了解一下，必背的名诗，有印象了么？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人。
他早年多次拜他人为师，老师有高守道、王庭珪、刘安世、刘廷直、刘才邵、刘珙等。友人则有高德顺、张栻、萧德藻、丘宗卿、王淮、刘袤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其二十七岁举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历任国子监博、漳州知州、吏部员外郎秘书监等。英宗朝时为东宫侍读，太子常佶亲题“诚斋”二字相赠。借焕章阁学士，为燕国贺正旦使接伴使。
《英宗日历》修成时，照例应由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蔡京却另命礼部郎官傅伯寿作序，杨万里于是自劾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英宗圣政》书，本应由杨万里奉进，但英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外调杨万里为江东转运副使，暂时代理总管淮西和江东军马钱粮。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因此得罪了宰臣，因而改任赣州知州，杨万里未就职，并请求任祠禄官，获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于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自此幽屏，便与世绝。
常佶即位后，召杨万里赴京，杨万里辞谢不往。次年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
去年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他杨万里力主抗燕，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
其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履，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官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汴京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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