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姓眼里，衙役乃是衙门的“代表”。为了防止衙门官员以及胥吏下乡扰民，法律规定，除非紧急事务，一般情况下，衙门官员以及胥吏无事不得外出。在百姓眼中，差役仅比天子差一等而已。衙役虽然在社会上地位低，却被百姓称为“天差”，所谓“权之所在，不在大小”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百姓将衙役视为“天差”，但衙役毕竟只是衙门中的跑腿人，对于衙门长官来说，他们地位卑贱，不值一钱，对于他们横行霸道、勒索讹诈百姓的行为，衙门长官通常睁一眼闭一眼，目的是为了使衙役能全心全意地为衙门做事。一旦衙役们办事不力、危及到长官们自身的利益时，衙门长官也会毫不客气地给衙役最严苛的制裁。
以捕役为例，他们有缉捕罪犯的职责，然而并非无期限的缉捕。传统法律对缉获犯人有着明确的期限要求：凡是缉捕强盗、窃盗等罪犯，自案发日起，限一个月内捕获，如果捕役一个月内未能捕获，要处以笞二十；两个月未能捕获，笞三十；三个月未能捕获，笞四十。就这样以此类推，直至抓到犯人为止。
捕役若未在限定的时间内将罪犯缉拿归案，衙门长官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很多地方的衙门长官对于捕役的相关处罚实际上要重得多，以至于很多捕役还没有抓到犯人，就已经死在长官的木杖之下了。
更甚者，民众分为良民和贱民，其中，“奴仆和倡优为贱”。衙役的身份也分两种：民壮、库丁、斗级、铺兵属于良民；皂、快、捕、禁卒、门子属于贱民。在统治阶层的眼中，衙役是政府的行政奴才，而奴才就是低等人；所以，他们甚至连科考结亲都会受到限制——衙役的子孙三代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允许当官。
虽说“士农工商”，但这班捕役与西门庆相比，地位更加卑微，哪肯为了武松去得罪与本地豪强称兄道弟的西门大官人呢？
“大官人”并非指做大官之人，而是对有钱有势、社会地位较高的男子和富贵人家子弟的尊称。由此足见，西门庆在这扬州城也是头面人物，等闲得罪不起。
武松被好一通奚落讥讽，加上饮酒之故，不由急躁起来，勉强压住发作之心。
西门庆显然未被“打虎英雄”这个名头震慑住，脸色如常，声音却是越来越冷：“某请了白家父女在小店献艺，多有赖仗之处。武二郎无故打伤白老爹，莫非是看某不顺眼，欲藉此坏吾酒楼生意？”
“此二人一日可为小店牟利百两银，瞧老爹这伤势，没个一、二月怕是恢复不了……武都头若拿不出正经理由，给小店带来的五千两损失还请付上才是，否则……”西门庆冷哼两声：“一都头罢了，便是府君大人来了也得讲理，伤了人便需给付汤药费、误工费。”
五千两银？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此时官员有“正俸”“加俸”“职田”，具体就是工资，土地，房子，车子，四季穿的衣服，各种绫罗绸缎，粮食，茶，酒，日常用品，厨房烧的炭，甚至还有做饭用的调料。此外，即使是一个低级公务员的随行人员，朝廷也包吃包住包发工资。
拿包拯的俸禄来说，他身兼三个官职：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这三个职位的月薪大约是是：138贯，35贯，1600贯，合起来就是每月1773贯，也即月薪1600银子。
但衙役作为处理衙门事务的“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需要处理的事情颇多，可待遇却是极差，薪水少得可怜。各种衙役可以得到的年薪为3至12两。当然，衙役并不是靠薪水生活，而是靠“陋规”，也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
武松提升为都头，月薪十两银子，也就是说，他得不吃不喝四十年才能拿出五千两银子来。
一听西门庆这句话，他是想忍也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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