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初，大学士刘三吾、白信蹈担任会试主考，录取了以宋琮为首的五十二人，全是南方人。发榜之后，北方考生哗然，指责刘三吾、白信蹈是南方人，录取时偏袒南方人。太祖也认为这次录取偏袒，十分恼怒，立即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进行复查。复查之后，又有人告发，说张信等人是在刘三吾的指使下，有意把不好的卷子呈送给皇帝审阅。太祖听了更加恼火，便把张信等三人处死。太祖亲自阅卷，重新录取了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再次廷试，选取韩克忠为第一名，这些全是北方人。时称此次录取为“南北榜”或“春秋榜”。
太祖何以至此？盖因常定龙脉便在江南，为了笼络北方士族，自会在科举上给予诸多便利，此即目的性明确的政策倾斜。不仅仅是为了安抚北方士人，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平衡作考量。
仁宗时，又明确分为南、北、中三卷，在一百名中，南卷录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并具体规定：南卷包括南京及苏、松诸府和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省。北卷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以后虽然比例有些变化，但“分地而取”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
此举虽然显得复杂，却又貌似很公平，实则不公平。
自秦楚以来，由于南方经济不断提高，社会安定，人民尚学，使得南方人在科举考试中开始占据了优势。在南方诸路中，仅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福建等东南五路就有七千余人，占彼时进士总数的七成余。在录取人数一定的前提下，南方考取的人数多，北方相对就处于劣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士人的利益。
而本朝初，朝中的大臣更是基本来自于南方地区。为了抑止这种“危险”态势，太祖发动了大清洗，淮西集团势力在朝廷几乎被根除，而南方大臣也遭遇到了重大的打击。太祖打击淮西等南方官僚集团的势力，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其君权，维持朝廷的均势，必然会增加对北方士人的重用。
而科举考试是国家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关键，同时也是皇帝平衡朝廷势力的一种需要。在本朝初期，朝廷并未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主要是通过察举。“洪武一朝，荐举重于科举，荐举盛于国初”。而察举是每个省都要向太学提供贡士、贡生，也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地域差距。洪武十七年，正式开始实行了科举考试。在科举恢复的十多年间，南方人一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事实上，实行了南、北、中三卷之后，全国的录取依然还未达到平衡。但也确是客观让南方士子感受了朝廷的“恶意”，作为南方读书人，内卷原本就极为厉害，会试再分三卷取中，不就压缩了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了么？即便是中游的南方考生放在北、中卷也是必中的，却在南卷的内耗中被淘汰，上哪说理去？
但这已成定，非个人意志可改变的。南方士子要做的是，在三卷联合排名中霸榜，会元、状元、一甲不容旁落，否则就是失败。还别说，大定朝这百五十年来，除了状元两次“意外”花落别家，其余历科状元皆为南方士子。
佛曰不可说，道言三缄其口，儒家讲沉默是金也。
二月初八，金陵城，秦淮河畔，夫子庙旁，江南贡院前小广场，人头攒动，南京、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东、广东诸省两千举人尽聚于此等待检录，崇宁六年南京会试拉开帷幕。
两千余名考生为争一百六十个名额，势必要使出浑身解数拼力一搏。
会试分三场举行，三日一场，第一场在初九日，第二场在十二日，第三场在十五日，亦先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三场所试项目，四书文、五言八韵诗、五经文以及策问，与乡试同。
本朝初年，对应科举考试的考生入场的搜查比较宽。太祖曾说：“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鹿鸣》是《诗经》尔雅的第一篇，是贵族的宴会诗。《诗序》中说：“宴群臣嘉宾所用的乐歌。”乡试发榜后，各省均举行“鹿鸣宴”，宴请中试的举人。太祖的意思是说，参加会试的举人都是经过各省选拔出来的品学兼优的人才，应尊重他们的人格。所以，在洪武年间，会试搜查考生的办法没有实行。由于放松检查，考生作弊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仁宗朝末年，入场携带作弊物品的情况日益严重。仁宗皇帝始命添设御史两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戴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从此之后，搜查十分严密，甚至要解衣脱帽。对于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沈德符在《野获篇·科场》中深表感慨：“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士体矣。”
这当口，有辱斯文也是顾不上了，脱呗。
会试搜检与乡试大同小异，考生所带考具均有规定，如帽用单毡，鞋用薄底，砚台不得过厚，笔管不得镂空，食物必须切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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