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管理宦官的国家机构有两个：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这两个宦官机构的下属部门中就有往来国信所，专门掌管大定和辽（燕）之间的通使和交往之事，此外有一个部门叫做军头引见司，专门负责各个军队引见、分配等事情。很显然这两个部门是一个行政机构而并非是皇帝的私人生活服务部门。此外还有一些宦官担任的普通行政职务，比如中央教育机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简称三馆，三馆的使职长官是宦官；再比如群牧司的副使也必须由宦官充任。故而宦官并不是宫廷奴隶。
大定虽然以文制武，但是仍然觉得不够放心，于是再度让宦官监军。大定有一个差遣官职，叫做诸路经略安抚总管司走马承受并体量公事，简称走马承受，这一官职一般由武臣或者宦官充当，在真宗时期完成两员制，即由武臣和宦官同时兼任走马承受，主要任务是监视地方大员和地方军队的一举一动，并且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开封的大定皇帝，皇帝往往会根据走马承受的汇报决定边将的政治生命。充当特务组织头目，侦查臣民。
大定还有一个行政机构名为皇城司，主要掌管宫禁宿卫和刺探监察，这个部门起源于五代，原名为武德司，在定太祖时期大肆运用，用来侦查禁军将领和禁军士兵的动向，在太宗时期改名为皇城司，皇城司的头目主要就是宦官。此外宦官也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宫廷内外的局势，比如仁宗时期的高居简作为仁宗的耳目到处刺探情报。审理案件。大定有诏狱，所谓诏狱也就是皇帝不经过司法机关直接审理官员，皇帝当然不可能亲自充当法官，于是宦官就成为皇帝的代表审理案件。理宗时期欧阳修因言获罪，理宗就派遣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宦官王昭明审理欧阳修，由于王昭明坚持公道，欧阳修才得以逃过一劫。
大定宦官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且广泛的参与到大定的朝堂政治中，这在太祖常威时期就已经有体现，在太宗之后的大定皇帝开始有目的性的把宦官放置在北宋的政治、军事、司法等领域，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对于百官的控制力，故而大定的宦官力量依旧十分强大，并且作为皇权最为忠实的工具维护皇帝的乾纲独断。
而官僚群体中投靠宦官的士大夫不计其数，其中有些官员更是丑态百出：
理宗时期宦官李宪、王中正得到宠信，李宪此人被理宗视为亲友，日夜陪伴理宗左右，因此李宪权冠朝野，以至于到了“朝廷之威福权令持于其手，官吏之废置用舍出于其口”的地步，许多官吏都去讨好李宪，比如穆衍和孙路至为李宪牵着袍带，最为无耻是彭孙，他敢于和公卿作斗争，却跑去给李宪洗脚，洗脚的时候还说李宪的脚香，以至于李宪都感到恶心，用脚踩在彭孙头上，斥责道：“奴谄不太甚乎!”。宦官王中正得势的时候，官员俞充至请王中正吃饭，还让老婆出来奏曲给王中正助兴。本朝梁师成深受崇宁帝信任，常佶把草诏的权力交给梁师成，梁师成则召集书吏暗中模仿皇帝的字迹发布圣旨，王黼待之如父，称梁师成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也要攀附梁师成。而且梁师成附庸风雅，家里藏有书画，如果谁在书画上题字咏诗符合梁师成的心意，那么这个人就会高升，这导致一大批趋炎附势的士大夫前来求官，并且把梁师成吹成一代文学宗师。
但大定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宦官之祸”。
大定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抑制宦官制度，这主要是吸取秦楚后期宦官势力膨胀威胁到皇权的教训，所以大定皇帝虽然让宦官广泛参加政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宦官势力扩大，主要采取了三个重要措施：
一，限制宦官人数。宦官如果想要发展成为一个左右天下的政治势力，一方面是需要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作为靠山，另一个则是需要庞大的宦官数量，只有足够多的宦官，才能够源源不断为宦官控制政治权力作支撑。秦楚的宦官数量十分庞大，楚宪宗、楚穆宗时期高品级的宦官就高达近五千人，低品的宦官人数更多。而大定在此方面做得十分好，太宗规定有品级的宦官的人数为一百八十人，直到崇宁年间宦官人数剧增。
二，抑制宦官的升迁。大定宦官想要升迁十分难，定初规定宦官只有有功才能升迁，否则不给予升迁。在仁宗时期改革制度，规定宦官入仕三十年并且审查合格，必须经过十年没有升迁才能申请升迁，入仕三十年后即使有功劳升迁，减免的年份也不能超过五年，这几乎封死了大多数宦官的升迁之路，只能让少数几个幸运儿得到升迁的机会，此外大定的宦官官阶和文官、武将的官阶不一样，这无疑也使得宦官无法形成一个庞大的政治规模。
三，官员对于宦官的抵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宰辅集团对于宦官的抵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坚决不授予宦官节度使，比如理宗想给宦官李宪节度使时遭到宰相梁适的抵制，崇宁帝想要给予童贯节度使时也遭受了蔡京的极度反对。第二个是台谏官员对于宦官的弹劾，台谏官员的弹劾虽然实际效用不大，但是对于宦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比如宦官陈衍就顾忌右正言范祖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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