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失利并未给大定朝野造成太多不好的氛围，接下来的一件事经过各路有心人的多般宣扬迅速遮掩了战败的些许阴影，那便是历经一年半，《资治通鉴》宣告修撰完稿，已交付国子监印刷成书。
有定一朝，对于书籍的收藏、校对及刊印极为重视。
开封城内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图书馆，称为三馆”，它是由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所组成的。
历代王朝都多次下诏收集图书典籍，设藏书机构。五代兵戈连年，岁无宁日。虽然有几个皇帝在主观上也想收集图书，发展文化事业，并曾屡下诏旨；但在全国分裂、政局动荡、经济调敝的情况下，没有多少效果。大定王朝为了巩固其政权，非常注意发展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收集、整理、收、出版图书十分重视。
在大定政权建立之初的建隆年间，承五代之敝，一切因陋就简。三馆馆舍在大内右长庆门东北角，这几十间小屋还是四五十年前后梁都汴时所草创，狭窄破旧，甚至不能蔽风雨。旁边还住一些卫士、马伏，朝タ喧杂，吵闹得不能办公。内面的藏书残破，量也很少，仅一万三千多卷。
太宗皇帝在他即位的次年，到三馆看了看说：“这样卑陋怎么能行呢？”当天就下令有司，测量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这里后周时是殿前都点检公解，太祖时改为车辂库，栋宇宏大；这次改建令内臣督役，日夜兼作，其规模栋宇皆帝亲所规划，更为壮丽。开工后，常严再次临视，劳赐工卒，又命令作园圃，种植树木花卉，引金水河水灌注园中；西序开一便门通乾元殿。工程进行得很快，太平兴国三年春，新馆建成，赐名崇文院。崇文院的东廊作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为史馆书库。如此，三馆都迁移至崇文院。
淳化三年五月，开始修造秘阁，八月建成，内诸司的舍屋，惟秘阁最为雄伟。九月太宗登秘阁见群书整齐，喜形于色，对侍臣说：“自丧乱以来，图书散失，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现在方达到数万卷，千古治乱的道理，尽在其中了。”秘阁收藏的奇书秘籍，一部分是“禁中之籍”，即皇帝的御制诗文着作，以及御书的字或制作的图。一部分是从史馆分出的天文、占候、谶纬、方术、兵法等图书。崇文院图书的数量增长得很快。从建隆初年一万余卷，到开定仅仅十年左右时间，就有正副本图书四万多卷。又过十年左右，到太平兴国年间就达到八万多卷。在开国后仅二十年，收集的图书增长七八倍，刚好达到大昌开元时的藏书数。
大定印刷术盛行，私人刻书也很容易，开封相国寺就出现很多书，出售各种书籍，故下自平民学子，上至王公贵族都喜欢购书、书，成为一时风尚。
至于达官贵人，书之风更为普遍。真宗时，京师藏书之富，以故相王海家首屈一指，丁谓家书也很多。仁宗时，宗室常宗是好古勤学，书数万卷，仁宗为了鼓励这种学风，赏赐他以国子监出版的新书。英宗时，荣王书至七万卷之多。其部分藏书目录三卷内的书目，是三馆秘阁中所没有收的。
大定悬赏征书或奖励献书的办法很具体，令三馆根据昌开元《四部书目》，查对馆藏图书，开列所缺书名榜示于待漏院。凡吏民来献榜示以外的图书，只要三馆所无的一律收藏。规定每一卷书赐绢一匹或钱一千文，达到三百卷的并赏以官职。另外，三馆就藏书之家“借本传写”，抄毕归还原书，这个数字更是不少。馆阁的职务一般是整理编目、校勘钞录、编纂修撰。
三馆秘阁之外，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清景殿、宝和殿也有藏书，这些图书大多是从馆阁抄出的副本。分散存书，以免遇有损失无法挽救，也便于皇帝在禁苑就近观览，所以馆阁中常有大批人抄书。
大定号称右文之治，对在三馆任职的文化人也很重视，称馆阁是聚天下贤馆，长育成就之地，是国家储オ之所。皇帝举行的后苑赏花等游宴，准许馆阁参加；每有书画之类的赏赐，也分给三馆人员，上已、重阳节还专门在瑞圣园赐宴，给予一定的荣誉。但具体工作止是校编书籍，无权无势，俸薪也很低。
秦少游为黄本校勘甚贫，居东华门之堆垛场，春日作诗送钱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看了就送给他两石大米。
虽然是座清水术门，但精神食粮却很丰富，加之清华高贵、名誉极好，同时接近皇帝，提拔重用的机会也比较多，一般人对此还是趋之若鹜的。甚至得到批准进馆阁读书的人，也是一种很大的光荣。
康定元年四月，宋绶任礼部尚书，编修会要，辟置官属，寓局于崇文院，以后各朝修会要都在三馆置局。太宗朝修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真宗朝修的《册府元龟》共三千五百卷，都是利用了三馆丰富的书和馆阁之上修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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