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么……”默然半晌，宗泽方悠悠叹了声，看看冯过：“你倒是看的通透。”
冯过轻声说道：“都是明摆着的事，只在于想不想去看清并接受且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常年积疴病入膏肓，哪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啊。”宗泽面色凝重：“国朝对待农民暴动跟其他朝代以剿为主的政策不一样，以招安为主。本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还是比较重视民生的，但是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就是最顶层的利益阶层，朝廷不可能为了招安农民起义，去抑制土地兼并，损害最顶层统治阶层利益的，宁愿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动特权阶层的利益啊，这个道理古今都差不多，于是朝廷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政策，用国家财政去招安这些农民起义，把他们编入到地方厢军队伍中。厢军是地方杂牌部队，战斗力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待遇也差，但好歹能活下去，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个现象，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造反起义，然后朝廷招安编入军队，首领能当个中低层小军官，小喽喽也能当兵成为厢军，待遇差而已，反正是能活下去了。”
他似也是一吐为快了：“当年太宗皇帝派官员柳开招抚常州润州一带的小寇，然后柳开自掏腰包，招抚了这些农民军，起了带头作用，后面的官员纷纷效仿，但朝廷总不能一直让官员自己掏腰包啊，那样朝廷还有什么面子哦，于是只好用国家财政的钱来招安了。然后地方官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就算几十个人造反，地方官也要招安，上奏朝廷，写进史书，成为自己的政绩，而且官员可以明目张胆地吃回扣，比如朝廷为了招安农民起义军，拨下来十万贯钱，招安的大小官员首先瓜分掉一部分，有良心的可能只瓜分个三成四成，没良心的可能就瓜分掉七成八成了，然后剩下的才会拿去招安农民军。然后还要看农民军首领的人品，人品好的，可能不会贪墨或者贪得比较少，人品差的，把拿到手的招安款项再拿掉一大半，再分给那些小喽喽，最后到小兵手里的，可能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形成惯例了，成了一条产业链，当官的都把这种事情，当成了发财刷政绩的好机会。”
冯过唇角含着讥诮，忍不住接话道：“造反成本低，反正穷途末路时便接受招安。当官的也不怕治下有人造反，正好可以籍机上下其手、捞个盆满钵满。这样的事，到头来你好我好大家好，想想倒似是多多益善的。”
宗泽看冯过一眼，张了张嘴，想辩驳，心中却是认可了这种看似荒谬的说法，唯有长叹一声。
他又何尝不清楚大定现状，忧心忡忡却又无力回天，徒呼奈何矣。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对百姓的剥削掠夺就脱不了两个套路，一个是名目繁多的赋税，另一个是各种差役、兵役。换句话说，就是朝廷既要钱，也要人，所谓“我全都要”便是如此。
本朝继承了中楚以来的两税法，财政收入极高，这些赋税收入大多来自农民所交纳的田赋、商人的商税。然而，农民除了向国家按期缴纳一定的赋税外，还有额外的杂税，这就更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农民依靠土地的收成根本承担不起高额的赋税。当初方腊鼓动暴乱时发表的演讲可以说准确击中了统治者的要害。
差役和兵役也是农民的沉重负担，差役就是农民为朝廷劳动的义务，而兵役更好理解，就是要为朝廷卖命。陈胜吴广起义算是差役和兵役酷虐导致的一个典型起义案例，而千年后的大定也不例外。
本朝还喜欢将罪犯刺配戍边、把一些流民编入军队，因此士兵哗变也成了大定农民暴动的一种形式，屡见不鲜。
崇宁帝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是不问政事，贪图享受，讲排场、比阔气，沉浸在个人爱好之中。
统治阶级过着穷奢极欲生活，而老百姓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腐败生活是建筑在老百姓饥寒交迫的生活之上的。以蔡京为例，他的住宅非常豪华，有树木如云的大花园。家内享用极端奢侈，做一碗汤要杀几百只鹌鹑。家中伺婢成群，厨房中分工很细，专管切葱丝的婢女竟不知道整个包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只管切葱丝就是了。
皇帝喜欢园林建筑，奇花异石等，蔡京、童贯、朱勔之流就组织力量到全国各地去搜刮，还专门成立了苏州“应奉局”这样的机构来办理这些事情。他们就打着皇帝的旗号到各地去搜刮民脂民膏，乘机中饱私囊。
浙江淳安更是常定王朝剥削最厉害的地区，因此这里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就特别的尖锐，特别是“花石纲”一事，劳命伤财，闹的百姓是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可谓“普天之下堆满了干柴“，方腊之乱一触即发。
本朝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农民起义了？
还真如冯过所言，主要是起义的成本比较低，好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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