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汇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反而像苏联这种方式有些过于正常，马拉佐夫就知道在远东有一个叫日本的岛国，其政府为了筹措发展资金，不择手段，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每年派遣大量男人到海外打工，亦或者女人到南洋等地为国卖身，而后者被称为“南洋姐”。
仅1902年，日本全年的外汇大约1000亿日元，其中南洋姐群体就贡献了约20%，以至于当时的日本经济学界都惊呼：“日本将是在女人身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元可不是后世的日元，含金量很高，1871年，明治政府规定一日元等于一点五克纯金，和当时美元等值。
进入20世纪以后，日元虽然经历贬值，和美元汇率依旧能达到一比二，即两日元可兑换一美元。
不过，一战前后，因为日本南洋服务业群体因为过于凄惨，被国际社会谴责和限制，这一产业也就走了下坡路，而主导这一活动的日本政府毫无廉耻的选择抛弃这些“帝国功臣”，并且禁止她们回国，许多人客死异乡。
东非早期，政府实际上也组织过广泛的创汇活动，当时，为了筹措殖民地建设资金，东非开放部分海港城市，设置专门的红灯区，通过为途径东非的商船及人员提供服务获取外汇收入，例如烟馆，酒馆，典当铺，万国馆等等。
彼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大部分欧亚航线的船只要经过东非海岸，东非政府因此获利颇丰。
当然，东非的下限比日本高太多，但是和如今的苏联对比，简直就是坏的流脓。
至于日本政府和东非以及苏联政府对比，那就是畜牲和人之间的区别了，只不过苏联相对于早期东非来说更像好人。
毕竟苏联可不会向过往船员推销烟土等违禁品，不会为海盗提供销赃业务，不会开设官办“服务业”场所……
而这些坏事，东非一个也没有落下，就比如19世纪中后期，东非的官办服务业场所，之所以被称为“万国馆”，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东非独特的区位优势，可以从内陆抓捕女性黑人，或者和阿拉伯，东南亚，印度等地的人口贩子达成供货协议。
当然，之所以说东非还算个“人”，那是因为东非至少不会把本国公民像日本政府一样“当日本人整”。
日本政府是一个对内外都极度残忍血腥的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比贝尼托政府更早的“极端主义”政府，甚至贝尼托在日本政府面前都算的上“圣人”，毕竟贝尼托都想不到那么多歪招。
如果贝尼托对日本政府了解更细节和全面的话，恐怕都会大声惊呼：“人怎么能坏成这样！”
……
马拉佐夫等人，在敖德萨度过了最无聊的一段时间，苏联政府过于刻板，导致敖德萨的服务业质量相对于沙俄和乌克兰时期大幅度下滑。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里简直比东非计划经济时代更加压抑，就像笼中鸟一样。
马拉佐夫的船员克里凯尔在旅馆里问道：“船长，我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好像一直有人盯着我们，这种感觉让我有些如芒背刺。”
听完克里凯尔的话，马拉佐夫没好气的往门口瞟了一眼说道：“这不是废话么！自从我们进入敖德萨，苏联就派人盯梢，那个家伙一直看着我们，你这种感觉也就不奇怪了。”
克里凯尔说道：“船长，你不觉得苏联人是在故意针对我们么？好像对其他国家，苏联政府就没有这么严苛。而且，除了明面上苏联官方派的那个人，我感觉暗地里还有人盯着我们。”
马拉佐夫给自己续了一杯酒水，端到嘴前抿了一口，然后气定神闲的说道：“怕什么？”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幽灵来敲门，我们只是普通人，没有任何价值，难不成苏联政府还能给我们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逮捕起来！”
“所以，你把苏联人当做木头看待就好了，反正等到船上的货物装卸完毕，我们就离开这个破地方，熬几天就好了。”
虽然，马拉佐夫船长不知道苏联会对东非人如此警惕，但是对于苏联政府的行为，他并不放在心上，除非苏联想闹出国际纠纷，而东非可不害怕苏联。
如果本国公民在正常情况下，被苏联无缘无故逮捕，或者刁难，帝国肯定不会无动于衷，这就是马拉佐夫的底气所在。
所以，马拉佐夫对员工们说道：“放心大胆的喝酒，别操心那些有的没的。”
在敖德萨恐怕也只有酒水能弥补东非船员们心灵上的空缺，经过苏联政府初步整顿后，过去很多敖德萨娱乐场所都被取缔或者整改，而对于海上漂泊的水手而言，这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在苏联，恐怕也只有伏特加等酒水，能愈合他们精神上的缺失感，很快在酒精的麻醉下，旅店里再一次变得喧闹起来。
而此时，门外的苏联监视人员也到了轮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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