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恩寺住持钟金，姑息养奸，纵容不法，杖责八十！”
“番僧所犯罪行，严惩不贷，所犯死罪者，三日后公开问斩，余者驱置烟瘴地卫，遇赦不宥！”
“噢！噢！”
对于京师百姓来说，陶仲文的倒台与九叶灵芝草的威胁，根本是不为人知的隐秘，距离普通人最近的，还是对番僧秋风扫落叶般的缉捕和审判。
当公告一出，衙役宣读，不知是谁带头叫了一声，大伙纷纷拍手叫好，可谓大快人心。
严世蕃搂着自己的二十一房小妾，坐在华丽的马车中，正好听到欢呼声传来，掀开帘布朝外看了看。
立刻有亲随前去询问情况，回来禀告：“小阁老，刑部贴出公告，京中百姓正议论番僧受审。”
严世蕃虽然酒色财气，种种恶习，样样都沾，但仗着记忆力好，对于朝堂之事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些还是前戏，接下来对于番僧朝贡的整顿，才是重中之重……你觉得没了番僧如何？”
亲随也不喜欢看到那群藏地僧人，在京师地界耀武扬威，却知严世蕃喜怒无常，不敢乱言，模棱两可地道：“小的见识浅薄，对于番僧的好恶所知不多，只觉得这件事闹得很大……”
严世蕃冷笑：“当然大了，这仅仅是赶走番僧那么简单吗？这是断了多少官员的财路啊！”
中国历朝历代的朝贡，都主张厚往薄来，“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明朝更是有明确的“封贡体系”。
这套体系并不是人傻钱多，而是有着相当深远的外交影响，同样也不资助敌人，比如蒙古部落就是想要朝贡都朝不了，最后俺答汗带兵打到北京城下了，逼着朝贡互市。
不过到了中后期，随着明朝各方面的衰弱，封贡就开始变质了，番僧朝贡更是多受诟病。
正统年间，每次番僧入贡才三四十人，景泰年间，增加到了三百人，等到堡宗经夺门之变后的天顺年间，已经多达两三千人，更近的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番僧带来的新奇玩意，赏赐丰厚，番僧的数目膨胀到上万不说，还多有伪造身份，冒充来领赏的。
嘉靖初，把番僧入贡的人数限定回三百人内，但放开容易，收缩难，哪怕以这位道君皇帝的偏好，都未能执行规定，年年超额。
因为多年的习惯，朝贡体系早就形成了一套利益输送。
番僧入贡是不用全部入京的，如嘉靖三年的记录，番僧总人数一千四百多人，其中一百六十多人进京，其他人都留边，就是少数代表进京，领很多人的赏赐，这其中可操作的余地就太大了。
根据后世统计，明廷赏赐一名番僧的钱财，相当于给一位七品官员发俸禄，得宠的甚至到了四品官员的级别，那种法王级别的就更丰厚了，而明朝自己的官员则常常发不出工资，那会发生什么事情，自然可想而知。
封贡体系里面的“起送官”是肥差，各地的官员，尤其是边境省份的，更是直接贩卖名额，事涉“怀柔远人”，还难以查证。
这也是为什么从奏疏来看，反对番僧入贡的大明臣子非常多，但基本上只能提供批评意见，而想不出解决办法，最终这一政策懒惰地随王朝苟安下去。
严世蕃对于贪污这块门儿清，知道番僧这表面上的顽疾，背后牵扯到的利益有多么大，眼见整肃番僧掀开了大幕，心中是既期待又警惕。
期待的自然是那位入京一年就能完成身份三级跳，所展现出远胜以往天师的道医，在这种政事方面会如何焦头烂额……
警惕的自然是父亲严嵩看得没错，此人和陶仲文邵元节都不一样，他是真的会干涉政事的，绝不能以简单的天师视之，偏偏宗教领域又是他们不擅长的，没有及时打压下去，或许会后患无穷……
严世蕃再度探出头，朝大慈恩寺的方向凝视片刻，哼了哼：“走！”
“开了个不错的头！”
李彦自然不会理会这位小阁老的感受，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安排，他所做出的整顿，没有超出时代太多，参照了历史上的张居正。
嘉靖朝打压佛门，但没有将番僧朝贡的风气扼杀，等到嘉靖一死，隆庆时期还好，到了万历，又请番僧入宫内诵经，但入贡的人数却大大减少。
这就是张居正的铁腕作风，他直接写信给甘肃巡抚面授机宜，告知处理番僧入贡的意见：一是不鼓励，让藏地不要再派僧人来了；二是假如非要来，人数不可参照其他入贡的部族；三是规定时间地点，由陕西境入，冬来春回；四是内库赏赐，都要由张居正本人审核过目。
经过张居正的整顿，明廷扭转了风气，确定了“给赏只是特恩”的原则，后来几朝也限制度牒规模，多次重申嘉靖禁令，封锁戒坛，不再大量封授藏僧等等。
可见真要治理，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既为天师，宗教这方面就要管起来，番僧的乱象显然属于其一，反正不用花费多少精力，他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小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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