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相的奏疏，是塞在“皂囊”里递进宫的，刘询在平定霍氏之乱后，改革了密奏制度，取消副封，由此加强了“封事”的保密性。
尚书台无法先拆开知道内容，而统统得交给皇帝过目——当然，这也加重了皇帝的工作量，这也是刘询每天大半时间都被案牍系住的原因。
魏相的奏疏很聪明，先拿吕不韦说事。
“文信君吕不韦者，本阳翟大贾也，以为秦公孙子楚奇货可居，乃入谏华阳立嗣，使子楚为秦庄襄王，封河南雒阳十万户。及秦王政立，为相国，乃号仲父。”
“立功既成，吕不韦亦思名望，乃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为舍人门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不韦所为，乃是立功不足，而欲立言立德，为秦制法，以固其位，使后世秦君必奉其法，尊其制也。”
“今亦有朝廷大臣，自诩功过吕氏，妄改圣人之言，而行功利之实，亦是欲为汉制法，使君臣之位倒悬也。”
他又举了淮南王刘安的例子，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修《淮南子》，除了兴趣使然外，也是欲依靠立言得到士人倾慕，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而阴谋畔逆。
而且淮南王刘安还对孝武皇帝夸大了南越和东越的力量，是欲籍寇以自重，和某位大臣渲染“海西大秦国”的威胁如出一辙。
虽然过去孝昭皇帝与大将军光嘉隽不疑，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但魏相以为，要警惕这些重臣退而立言者，他们不是真的想搞学术，而是像吕不韦一样，另有所谋。
奏疏最后指名道姓，说道：“史书讥齐之孟尝、楚之春申、秦之不韦，恶其僭越臣位，危乱国家。自竟宁以来，将吏多出任门，大司马骠骑将军虽退而着书，然其旧部秉枢机，故僚据权势，在兵官。”
“弘夫人安平公主通籍长乐宫，与太皇太后善，常诏门出入。又有乌孙解忧太后为外援，不可不慎，宜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魏相把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只差诽谤任弘和五年来再没见过一面的太皇太后私通。
刘询默默读完，不动声色，只暗道：“魏相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关于那海西大秦国，早在刘询登上皇位前，在西安侯府看舆图时就听其说起过，西安侯强调此事很多年了，虽没明说目的，但刘询明白，并不是为了什么“籍敌国以自重”，而是考虑到更长远的事。
孟子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刘询不相信儒吏能干实事，在治国之术上选择了霸王道杂之，负责行政和地方的仍然是熟悉律令的官员循吏，甚至还有不少“酷吏”。只要坚持这一点，大汉的拂士并不缺，反而是要由皇帝约束着他们，勿使地方法规太过繁密严苛，搞得民不聊生。
但敌国，自从大汉唯一的宿敌匈奴残灭，郅支西迁后，就彻底没了。
刘询能感觉到，进入天安年，失去了匈奴的威胁后，国内已经有点西安侯说的“文嬉武戏”了。立功的武将官吏热衷于买田安居，朝中的儒臣甚至说什么“既然匈奴已灭，那西域、北庭两都护都不需要维持虚耗官府财帛了，索性裁撤了罢！”
他们却是根本不想了解一下，随着边境戍卒的裁撤，西域、北庭维持的驻军也不多，反倒是商队远远不断进入玉门关，西域都护府已经不再倒贴钱，反而能挣点钱了。
“大汉必有一个宿敌。”
这是刘询和任弘的共识，也是默许任弘夸大海西大秦国的原因。没办法，康居月氏甚至是安息等，都不够看啊，唯有前朝暴秦余孽，能让优哉游哉的汉人再度提起神来。
但刘询不高兴的是，任弘在这个当口，不事先向他禀报，忽然向世人公布大秦国的存在，这是什么意思？
结合近日来春秋三传之辩的节点，还真有点魏相说的，想要借遥远宿敌的存在，逼迫天子提高左传地位，使之列为官学的意味了。
至于魏相建议的，暗暗削弱任氏故吏之权，刘询倒是没太放心上，事情还远远没到那一步。
刘询对京畿的控制是十分自信的，他当年裁撤老八校，立新八校，又自称“刘将军”，亲自掌管新八校，至于名义上的朝廷兵权，则在大司马车骑将军赵充国手中。
又用西域轻侠兵三千余为佽飞军，这几年屡屡抬举郭翁中，每个立功的机会都交给他，提拔他进入中朝，为“游侠将军”，佽飞军自诩“从天子而游”，尽管任弘曾带过他们多年，但众人很清楚，在关键时刻，刀刃该对着谁。
任弘近来所作所为，给刘询带来的困扰，不是短期的威胁，而是长远而隐秘的刺痛感。
高皇帝曾问群臣自己为何得天下，又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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