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农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时，就立志富国强兵。对外强大草原部落是和谐政策，对内是休养生息。
在汉武帝时代兵强马壮时期，击败屡屡威胁中原的匈奴也是迫于国际形式的大势所趋。
毕竟河套地区，系西汉通向西方世界诸国的商道所在位子，丝绸之路从政治意义上，外交意义上，甚至对西汉的经济和军事影响，都是至为关键的地理位置。
汉武帝必须肩负这个历史使命，打通通向地中海诸国的通道。
宣帝临终前，知道自己的孩子系一个不会统治和治理国家的类。所以在自己在位时，已为汉元帝刘奭安排“三驾马车”辅政。
三驾马车：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不久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
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满朝对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改变武帝和宣帝时期的朝政格局，致使被逐渐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于是这一个团队产生了内部分歧，乐陵侯史高与萧望之逐渐的产生嫌隙，于是一种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元帝时期的西汉朝廷。
史高是借助未央宫的内部势力，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
萧望之这一个主战改变原有格局的政治集团，此刻系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之后，最终会导致朝纲废弛，国法崩碎。
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
这个说法是对的，毕竟之前汉武帝后期重用阉人一党，是为了构建一个自己为核心的中央集团政体，他需要小人来打压贤良和反对他穷兵黩武的人。
其实这就是对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格局调整，议论之后还久而不决的一种提醒。
再这样治理国家，干脆未央宫内外，上下，全部宦官执政好了。
这样尖锐的政体矛盾，其实头脑清醒的人一看都透，这是不可能的，太监一大群能治理好国家么？皇帝一族又是干嘛的？日后还用饱学之士干嘛？
以后进宫在朝为官，还不如进后宫当宦官，把自己那个...呃~！切了就有前途了，这种逻辑岂不是搞笑？
萧望之在当时的朝堂上公开的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
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后，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
但他当时却没有下手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罪”而已，事后对他们还是宠信如故。
那么，我们后人此刻透过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
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挥刀自宫。
其实西汉的灭亡就是这里开始的。汉室的威权至此旁落，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最终的政体实权的大赢家。
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阉人猖獗宫闱中，推动皇帝枕边人，要谁得势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个国家其实就不叫刘氏汉朝了，就是宦官弘恭、石显在掌权，其实他们是不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此后，整个西汉的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
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
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其实当初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个人意识形态上的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
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
他们一群人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
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汉元帝，治理国家时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一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
京房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触怒石显一党，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这一群人也被封杀，后台给屏蔽了。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昭君出塞让元帝惊悟国政混乱，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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