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深层次来看待的话，就明白了。
《韩非子》：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那么对于百姓来说是一种伤害。
为什么呢？大家在外面拼死拼活的，冒着生命危险去斩杀敌人，到头来还不如你这样一个没有功劳的人。
那么谁还会去为国家卖力呢？
还不如去勾结那些有权力的人，拍拍他们的马屁，说不定能升得更快。
李广没有功劳，却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名声，不禁让人有所怀疑。
况且，史书上记载，李广是没有钱财剩余的。
那么，李广的这些钱，是否都用在了行贿，或者向百姓散播小恩小惠，并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呢？
有人会认为，给老百姓钱，这不是好事吗？
实际上，对于奸邪的人来说，这种散布钱财，相当于前期的投资。一旦他们获得大权，这一切都会收割回来的。
毕竟，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
王夫之认为：“以名誉动人而取文士，且也跻潘岳于陆机，拟延年于谢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轩轾失衡，公论犹绌焉，况以名誉动人而取将帅乎！”
这些只依靠名誉，没有真才实干上位的人，职位越高，对于国家的伤害就越大。
为什么呢？打一场败仗，可能会使得成千上万的将士牺牲。
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会让整个国家的百姓为其错误买单。
可见，单靠名誉来选拔人才，是非常不可靠的。
这一点，汉武帝和汉景帝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在李广带兵的时候，汉景帝要安排一个大臣陪在他身边，目的就是为了考察他。
当李广多次要求随同卫青出战的时候，汉武帝在私底下叮嘱卫青，切记不要让李广带兵，就是这样的原因。
也许，李广是想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可惜，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了。
…………
“是的，不管一个人的名声如何之大，真正还是要看他的本事吧。”
“不是说世人把他吹的有多厉害，他就有多厉害。”
“这么一看，李广就是这么的一个人。”
“如果他本身能力足够，又何谈什么李广难封呢？”
“汉武帝又不是那种小心眼皇帝，要知道卫青霍去病立下了那么多的功勋，不照样得到了嘉奖，如果说李广自己做到位了，而汉武帝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待遇，那就是汉武帝的问题了。”
“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能说明什么？”
…………
李广悲情吗？
当然悲情。
在华夏军事历史上，西汉时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
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却至死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
司马迁《史记》中一篇《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称李广令后人一掬“萧条异代不同时”之热泪。
然而，事实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
其中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
《史记》并没有真正地反映李广的真实，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
像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之类意气用事、不着边际的诗句，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平心而论，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既有时代的背景，更有其个人的因素。
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秉行《公羊春秋》“大复仇”的指导原则。
汉武帝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问题上以和为主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物力与人力，提升国防力量。
特别是汉武帝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
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李广、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必然就显得“江郎才尽”，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
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建功立业，尽占风头。
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局限。
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长于战斗指挥，骁勇善射，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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