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剑南唐军的前倨后恭
说完了朔方，再来看看另一个战略方向——川滇。
四川对唐朝有多重要，从老李家皇帝总往蜀地跑，就能知道了。
更不消说，这颗“帝国续命丹”还是国家的财政奶牛之一。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道：“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
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
但长久以来，对唐蕃国战的审视，视线都被河陇吸引，西南方向长期被忽视。
其实，河陇与川滇是吐蕃的左右勾拳，任何一拳打穿防线，都能要了唐朝的命。
长了个鞋拔子脸的剑南道，南北长东西窄，西侧防线长达800多公里。最北端的扶州（九寨沟县）东接陇南（武州），往下依次是松州（松潘）、茂州（茂县）、维州（理县东北）、雅州（雅安）、黎州（汉源）、嶲州（西昌）、昆明(盐源县）、姚州（姚安县）、防线最窄处只有50多公里，严重缺乏纵深。
为对抗吐蕃强劲的东扩势头，增加剑南防线的回旋余地，唐朝甚至打破了对川西诸羌分而治之的战略，转而扶持南诏作二号头目，以事先左右合击。
可惜南诏崛起后，唐朝又与其爆发天宝之战，不但20万唐军埋骨云南，南诏也弃唐投蕃，成了吐蕃的“兄弟之国”。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蕃诏诸羌形成合力，掀起了一波进攻狂潮。
天宝十五年（756年），取松州、维州、云山城、安戎城（理县西）、嶲州、会同(会理县)、台登(泸沽湖镇)、昆明(盐源县）、清溪关（大渡河南），剑南防线被压缩到极致。
要知道，只要突破了川西山地，四川盆地将无险可守，成都陷落只是早晚的事。
当时避居锦官城的杜甫杜老爷子都看出危险了，他在信中写道：“吐蕃今下松维等州，成都已不安矣”。
时任剑南节度使高适属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货色，对吐蕃的进攻束手无策。
所幸，继任者严武是个狠人，他与崔宁（崔旰）带兵反击，于广德二年（764年）九月爆锤了蕃军，夺当狗城（理县西南）、盐川城（漳县西北），初步稳定了川西局势。
随后双方陷入僵持，崔宁虽在大历十年至十二年间（775~777年），数次击败吐蕃，但蕃军主攻，唐军防御的整体格局未能扭转。
导致天平倾斜的砝码又是南诏，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王异牟寻即位。
同年十月，吐蕃联合南诏，发兵十万，分三路大举进攻蜀川，“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峡关”，喊出了“取蜀以为东府”的口号。
唐德宗命中唐名将李晟率神策军，曲环率邠州、陇南各镇兵，与山南两道唐军联合救援。
李晟取道雅州（四川雅安），连夺飞越（汉源县西北）、肃宁等城。
左金吾卫将曲环领一部唐军，在七盘击退蕃诏联军，克维州、茂州等城。
多路唐军汇合后，李晟率军强渡大渡河，截断蕃诏联军归路，斩首六千级，“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吐蕃将此战之败归咎于南诏军力孱弱，将昔日的“兄弟之邦”降为臣属关系，南诏遂渐起归唐之心。
贞元元年（785年）六月，韦皋入川镇蜀后，唐军已渐渐有了拓地开边的能力。
贞元五年(789年)，韦皋命部将刘朝彩出铜山道，吴鸣鹤出清溪道，邓英俊出定蕃栅道，进逼嶲州台登城，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遮，斩首二千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尽复嶲州（西昌）之境。
这是嶲州在肃宗至德元年（756年）陷落33年后，再次回到唐朝治下，也拉开了其后十余年间，韦皋一系列胜利的序幕。
贞元十年（794年）2月，南诏王与唐使行点苍之盟，约定“共逐吐蕃，永为誓信”，韦皋“断吐蕃右臂”的战略计划完成。
由此，川滇战局彻底倒向唐朝一边，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具有决定意义的维州之战爆发。
剑南唐军兵分九路，在南诏、诸羌的配合下，向吐蕃控制的维、保(四川理县北)、松(四川松潘)、栖鸡、老翁城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至十二月收兵，唐军虽未能攻克重镇维州，但击溃蕃军16万，取城7座，军镇5座，焚堡垒150个，斩万余人，俘6千余人，降3千余户，生擒大相论莽热。他也是唐蕃百年国战中，品级最高的吐蕃俘虏。
韦皋镇蜀21年间战绩昭彰，号称“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
因此在《唐国史补》中述其功业为：
“郭汾阳（子仪）再妆长安，……，人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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