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也是简单，只要这些福建真正的上层人物统一了意见变好，具体的事情自然有哪些高贵的‘读书人’去做。
这就跟当年汉武帝求治国策略一样，董仲舒‘唰’一下跳出来，“武哥，你说吧，你想咋地，兄弟我都给办了！”
汉武帝就直接告诉董仲舒，“俺爷和俺爹，他们搞‘黄老学说’，‘苟’了这么久，再也不是建国初期那么穷困潦倒了，现在家底老特么足了，我这么有钱，现在就想彻底收拢地方权利，搞中央集权，知道吧。”
“另外，当年‘匈奴人’老特么欺负俺爷爷和俺爹，现在，俺就想干他们，一直干到丫老家去，灭了这帮王八犊子，但是那，‘黄老’那套，不咋合适，所以，小董，就看你的了。”
董仲舒一拍胸脯，“没毛病，看我的吧！”
回过头来，董仲舒便从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学说之中找合适的理论，“天人感应”、“大一统”、“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咔咔咔’这么一组合，一套合适的治国思想就整出来了。
最后统一都给这些东西塞进了‘儒学’里面！
至于为什么要叫‘儒’，一来，这就是‘亻之需’，二来，无论是‘法家’‘兵家’‘纵横家’各种学说都有自己‘领袖人物’的书写的宝典，比如法家，韩非写的《韩非子》、商鞅写《商君书》，比如兵家，孙武写《孙子兵法》，孙膑写《孙膑兵法》、姜子牙写《六韬》等。
唯独‘儒’学有操作空间。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也就是说，这‘儒家’，孔圣人除了重新修订六经之外，并没有什么着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除了在家乡鲁国做了一段时间的代理国相之外……就没有然后了。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相事事，有喜色。）
而在董仲舒之前，所谓‘儒学’也根本就是‘隐学’，就是隐世学问，而‘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
就是说‘儒学’的兴起，完全是汉武帝的需要，然后董仲舒总结，为了让这门学问显得高大上一些，然后往上追述了这么两百你那，最后一看，哎，其他的各种‘子’都有自己的着作，就‘孔子’没有，这就很合适啊……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春秋》，就是孔子修订的鲁国历史，有‘春秋笔法’一说，这很符合统治者的意思，直白点说就是——拍马屁+弄虚作假。
话说，这才是‘儒学’一脉的根本大法……
春秋笔法指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褒贬。
孔子修《春秋》所采用的方法是“笔”和“削”。
“笔”是在原来《春秋》的记录上加添，“削”是对原来的《春秋》的记录删减。
公羊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其笔法有三。第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庄子·天下》)这就是说，在编书时，涉及到尊者，隐也。《春秋》中所记的八百多起事件，除了记载日食、地震、天灾、风霜等一百零二条外，其余七百多条无一不是记录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重大活动。
当时，奴隶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处是“寇盗充斥”，“盗贼公行”。这些直接危害奴隶主统治的重大事件，概不记入《春秋》。
好吧，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上位者都是完美圣人，缺点是不可能有缺点的，只要理由找的好，缺点也能吹成优点，若是实在找不到优点……那就编，反正死也是不能有缺点的。
（好吧，以上，都是作者胡诌八咧，实际上，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不过，确实，在汉武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和统治者凭借‘儒学’做到国富民强的，反而商、兵、法强国者比比皆是。）
……
现在，福建事实上的统治者就是王轩，而在座的这些家族就是王轩的支持者，所以，这些人定下的论调，后面自然有读书人去总结，再有福建上层力量在推波助澜，可以想象，未来，福建会刮起一股‘新儒学’之风。
对于，拉大旗作虎皮，这一套，王轩玩的很六，反正‘儒学’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拉出来当挡箭牌了，你们用得，我王轩自然也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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