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今年七岁，身子骨比同龄孩子瘦小，但眉宇间展现的气质却不是其他孩子能比的，虽说才七岁，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早就诵读了数年，就在半年前便开始有意识的学习了四书五经了，对于这些治国良策，太子的兴趣并不大，反而是王振大着胆子授的《资治通鉴》却是十分的喜欢，尤其其中两句，其一；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其二，秤砣虽小压千斤，以其德足以教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认为这两句是治国治人的良策，但凡有机会总让王振给自己说上一段，王先生倒也尽心尽力，据说王振为了做好为人师表的本分，光是厚厚的《资治通鉴》就诵了五遍，其中不明白了莫不是厚着脸皮寻外廷的那些文官，那些人多眼高于顶，平日里没少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儿讽刺讽刺王先生，尤以王先生的短处说事，这两年宫中最流行的可不止杨大人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还有事关王先生的对联，比如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老太监，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穿冬衣，执夏扇，不知春秋。朝北阙，镇南邦，没有东西。还有更绝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爱礼义廉。骂人忘八无耻了，这帮人明着暗着的总会来那么两句，一来好彰显自己的才学过人，二来也乐得自鸣得意，所以这么做的可不少，每次王先生也不说话，一副笑吟吟的模样，任由你说，任由你骂，只要你能说《资治通鉴》便好，两年下来，王先生不知被人骂了多少次，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厚厚的一本《资治通鉴》愣是被他吃得通透，满朝文武能比更研究得更深的人几乎没有，当然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服气，自己饱读圣贤书数十年，哪能不知《资治通鉴》他一个太监，再高明又能高明到那里去，为了这事儿还闹腾得挺厉害，加上那会儿外廷对太监为宣宗开私人店铺一事闹得不可开交，以顾佐都察院等人更是想借这次机会，一举将太监实力打回太祖朝，听说一个太监懂《资治通鉴》无疑是给了文官打压戏弄的借口，当即有人跳出来争辩。
面对文官的气焰，宫内的太监自是不敢多言，唯独将希望寄托在王先生的头上，也该王振出人头地，面对自鸣得意的文官，王先生愣是展现了他的过人的水准，一本《资治通鉴》竟被他当场背出了一半，针对文官刁钻的看法，王先生也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许多的看法竟让当今圣上，当朝内阁大学士都表示赞同，如整本《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还有司马公对人有不公平之心，难以为与汉朝司马迁比肩，这个观点太过新意，立即引起了不少文官的讨伐，但王先生不急不躁凭着自己过人的才学愣是当着满朝文武百官说出了三点来，其一，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资治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其二、《资治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扞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其三、《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这不是偏心是什么，众官儿平日里诵读《资治通鉴》的的倒有不少，可目光多半停留在历朝历代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赞美，以及本书对于政治、军事得失的认可上，谁也不曾去留意，被王振当众说出来，虽说不服，偏偏反驳不得，经次一番比试，王先生先生之名声传遍宫中每一个角落，便是外廷不少官儿也在暗地里称赞了一声不负先生之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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