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顺着他的话问道：“上士同志。你知道在这个命令颁布后，你们集团军里对未得到许可就擅自撤退的人，是如何处置的吗？”
上士听到这个问题，变得有些踌躇，我从他的表情看出，他显然是知道不少的事情，毕竟他在集团军指挥部也待过一段时间，可能知道不少的内幕，便鼓励他说：“说吧，上士同志。就把你看到或者听到的真实事情向将军同志报告一下。就算说错了，将军同志也不会怪罪你的。”
“奥夏宁娜中校说的对。上士同志。你就随便说说吧。”崔可夫及时地附和了我。
得到了我们的许可，上士的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他口齿清楚地说道：“自打第227号命令颁布后，集团军里的确处决了不少动摇分子和逃兵，但也错杀了一些人。”
“错杀？！集团军里居然有误杀的情况出现。”崔可夫听到这个词，眉毛都竖了起来，看到他吓人的表情，上士吓得闭上了嘴巴，不敢再往瞎说。
我连忙鼓励上士：“别怕，你只需要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就行了。”
上士在我的鼓励下，才继续说：“据我所知，第196步兵师的一名年仅19岁的中尉，在战斗中，左手的手掌被冲锋枪子弹打穿，在医疗所包扎时，有人向上级告发说中尉是自伤，企图以此达到当逃兵的目的。然后他被抓了起来，并很快被当着自己部队的其他指挥员的面枪毙了。”
“还有吗？你接着说。”崔可夫面如寒霜地说道。
看到上士胆战心惊犹豫不决的样子，我知道他不敢再向崔可夫报告更多的内容，否则他自己也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便主动地说道：“司令员同志，我凑巧也知道一些第64集团军里发生的事情，现在趁这个机会向您汇报一下。”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特意扭头看看身旁的上士，只见他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神情。我回过头，继续对崔可夫说道：“在第204师里一个团里，战斗结束后，指挥员在清点人数时，发现有两名战士失踪了。由于才经过激烈的战斗，这两名战士究竟是牺牲了还是当了逃兵，本来是很难界定的。没想到团长和团政委一口咬定这两名战士当了逃兵，给该连连长下命令，要严惩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位年轻的少尉排长，到这个团来了才几天，连手下的战士都还认不完，怎么可能了解那两名失踪战士的情况呢？可是连长不顾实际情况，坚决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他带着指导员来到了那条战壕里，朝着那名排长的头部就开了一枪。”
“混蛋，简直是混蛋。”崔可夫恶狠狠地骂道，在做了几个深呼吸后，又问道：“奥夏宁娜，还有吗？继续说给我听。”
我努力地回想着在帖子里看到的内容，虽然大部分内容我都记得，但很多毕竟还没有发生，我现在说出来的话，就成了神棍。于是我含糊其词地地说道：“具体的事情，我知道的就没有了。但是您也知道我在很多部队里待过，也和那些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打过交道，从他们的口中，我知道有些被处决的指挥员和战士，有的只是因为部队作战失利，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内务部的人抓了起来，理由是失败主义性质的反苏行为。在处决他们的时候，通常还会宣称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计划背叛祖国，投降敌人。”
崔可夫听完，叹口气说：“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我们不能容忍怯懦行为，我们不能给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间。斯大林同志就曾经引用用列宁的话来警告全体指战员和老百姓：那些不想尽办法帮助红军的人，那些不服从红军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掉。为了确保这场战争的胜利，所有的‘温情主义’都不可接受。就如同前线部队总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飞机误杀的风险一样，军事审判执法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
本来我以后崔可夫会为这些冤死的指战员们说上几句好话，并引以为戒，确保在以后的战斗中不会再出现这么多的冤案。没想到从他的口中却说出了这么一番，不免让我有些寒心。
听到我不说话，崔可夫还特定扭头问我：“奥夏宁娜中校，你在想什么？难道我说的话不对吗？”
当着崔可夫的面指责他的错误，我可不干这样的傻事，否则以后我还怎么跟在他混啊。我只好顺着他的意思说道：“司令员同志，我在想，您说得很有道理。执行这种极端残忍的纪律是很困难的，但是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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