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绍兴二十四年六月，一条政令传出临安城，飞赴军州各府。
政令明确，除稻米、小麦、铜钱和铁之外，一切物产如数缴纳赋税后，皆可对外贸易。
随同这个政令，还有两个小道消息先后从临安传向各地。
第一个消息是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史才被免职，御史中丞魏师逊取而代之。第二个消息是前年出海的远洋回易船队回来了，前队已到琼州，不日即到广州。
等这些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兴化军莆田县，已经到了七月。
临安朝局有何变化，杨丛义并不是很关心，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州通判，不管怎么变，对远在沿海的他，都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他早已远离政争中心临安城，不碍眼，就不会招人嫉恨。
朝廷取消一些物品对外贸易的限制，倒是让他很高兴，尽管比他上书时间晚了好几个月，尽管没有另设一司专营，至少皇上还是参考了他的建议。
通过这一件小事，他也明白了，大势不可逆，就不要去直面硬抗，得从侧面着手，要从一点点小事开始，能改一点是一点，积少成多，终有一天可以悄无声息的撼动大局。
既然朝廷已经下令放开外贸限制，允许商贾对外贸易，兴化军处于泉州与福州之间，海岸线不短，港湾也不少，那就有条件发展海运，发展海外贸易，如今知军大人不管事，他这个通判便大有可为。
于是通判衙门连下三条政令，一是修整拓宽兴化军辖内官道，二是营建附带仓库的大型港口，三是严厉打击辖内盘踞山头的匪盗。
修整官道、打击匪盗都算是常规事项，对各州各府来说都是必做之事，征调民夫徭役都有律法可依，唯独营建港口难以推行。
因为营建港口不是兴化军这等地方官府的职责，没有朝廷的政令和律法支撑，别说征调民夫，就连一众地方小吏都不愿出力，在他们看来通判大人就是瞎折腾，况且通判三年一任，换个新官，政令一变，花的什么功夫都是白费，是以他们能推就推，不是说没人，就是说不会。
杨丛义拿一众小吏也没什么好办法，逼迫不成，难道还能杀他们不成？
毕竟主政地方的经验不足，他没心思跟一帮小吏斗，也不想跟他们斗，徒增烦闷而已。
幸好他最近几个月跟赋闲在家的孟大人往来频繁，一有难事难以想出好办法，便会去向孟大人请教。
但对营建港口之事，孟大人却表示爱莫能助，因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做过这等只利商贾不利民的事。
“只利商贾不利民”，一语点醒杨丛义。
营建港口确实是为商贾提供便利，而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看不到对他们自己有任何好处，既然对他们没好处，朝廷又没有明文规定必须营建港口，他们自然不想出力，一旦强征，胆子的百姓在地主乡绅鼓动下，很可能会闹事，到最后不免闹个不了了之。
既然营建港口是为商贾谋利，那这港口就该有官府和商贾共同营建才是，可商贾们凭什么要出力或是出钱呢？他们从福州、泉州出海不行？
杨丛义思虑一番之后，请孟大人转告拉他一起做生意的商贾，如果有商贾愿意出钱协助兴化官府修建港口，港口建成之后，让他们十年之内免费使用港口仓库，免费使用一个泊位，出资五千贯可以免费使用一个泊位，出资一万贯可以免费用两个，以此类推，出的钱越多，可以免费用的泊位越多。
孟大人没有亲自参与经商贸易，不解港口仓库和泊位对外贸的意义。
杨丛义告诉他，如今大宋对外贸易的对象不外乎北方的金国、高丽，东边的倭国，还有南洋一带的国家，商船来去都必须要靠风帆，一般都是顺风来，顺风去，受海上风向限制，一年顺利回来一次就不错了，商贾要想赚大钱就只能用大船，大船才能装载更多货物，出海一趟才能换取高额利润。
而大船停泊就必须要优良深港，不然大船就只能停在离海岸十几丈远的海上，上货卸货十分不便，而且海上涨潮落潮大潮小潮难以预料，船不是会漂走，就是会搁浅，很危险。
孟大人勉强听明白了，但跟他有接触的商贾几乎都没有做海外贸易的经历和意向，他们几乎都是直接在海边把货物交给外商，他们没有商船，似乎也不需要出海，对于商贾们会不会出钱，他是没有信心的，因此没向杨丛义做任何保证，只说他找人试试。
对此，杨丛义其实也没抱太大希望，出海虽然很赚钱，但也很危险，能安安稳稳的赚钱，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出海闯荡。
但港口必须要建，这是他作为兴化通判取得政绩的绝佳机会，毕竟这个地方太小，又夹在福州与泉州之间，不拼一把，根本翻不起大浪，若明年通判任期结束，兴化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说不定他就要待官在家了。
所以，杨丛义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请孟大人出面帮忙，用他的关系拉拢商贾出钱，另一方面，他给身在剑蒲的汤伯父送去了一封信，邀请他来莆田商议一桩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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