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通州以东的滨海平原地带，除了天津卫及少数几个县治外，大部分土地都是被抛弃的荒原地区。不是说这些地方一点都不能耕种，而是耕种后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根本无法养活人。
如此一来，想要仿照顺义的方式，强行推行耕者有其田和村社制度，也不会得到多少百姓的支持。反而会让京畿仅有的一片产粮区陷入混『乱』，这显然不符合朝廷的利益。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朱由检才发现为什么分田地要同打土豪联系在一起。
分田地只能获得受益者的好感，但是打土豪却能获得一个坚定的追随者群体。
大多数人不会因为对某人或是某些政策存在好感，而支持某个团体。但是他们却会因为共同的敌人，而围绕在领导者的身边，这是人类抱团取暖的天『性』所决定的。
能够迫使勋贵、士绅拿出一些田地出来，收取乡村的公共土地分给无地贫民，这已经是朱由检腾挪周转的极限了。
至于打土豪这种口号，朱由检也只能在脑子里喊喊而已。毕竟现在，他才是大明最大的土豪，封建王朝地主阶层的总头子。
他要是喊出这种口号，估计连东林党人都要放下同福王之间的恩怨，联合起来奉天靖难了。
无可奈何之下，他也只能考虑暂时收手，先保住顺义一县的土地改制成果了。
不过即便是他准备暂时停止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不打算就怎么灰溜溜的偃旗息鼓。于是，他便想听听，京畿附近土地众多的士绅领袖，前内阁首辅冯铨究竟是怎么想的。
冯铨思考了许久之后，才缓缓说道：“臣以为，耕者有其田之策固然是医治大明现状的一剂良『药』，但是如果按照顺义县这种过于激烈的土地改变政策，恐怕大明沉疴未去，而乡间礼仪已经尽废。
陛下治国当以尊崇礼制为先，上下尊卑名分既定，则伦理纲常自然秩序井然。社会秩序稳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就能各安其位，各守其业。四民不『乱』，则天下不『乱』；天下不『乱』，则大明自然江山永固。
北方土地贫瘠，产出远较南方为少。南方三亩大约能养活一人，而北方之田就要倍之。
且北方田地多为旱地，水浇地数量极少。北方田地多为看天吃饭，少雨则旱，多雨则涝。因此北方之民少有积蓄，若是想要安定地方，遇灾年而不起民变，则必要当地士绅出面组织赈灾或是兴办水利不可。
也正因为士绅是安定地方的支柱，因此凡是本地之民都往往依附于当地士绅而活。若是乡民之间有所争执，大多数人不是上衙门争讼，而是请求他们所依附的士绅进行裁判。
如果按照顺义县那种土地改制的做法，地方士绅的力量一扫而空，若是地方上有什么三灾二害，谁为陛下安抚民众，消除民变的隐患呢？”
冯铨述说自己的想法时，也一直在观察着崇祯的神情，看着崇祯并无什么不满的神『色』，他才大着胆子继续劝说着皇帝。
不过当他发觉自己述说士绅在地方上的重要『性』时，崇祯皱着眉头似乎并不怎么认同，他赶紧又补充道：“…自然，地方士绅并不都是遵纪守法，谦以待人的道德君子。也有一些欺压良民，无故侵夺民田的土豪劣绅。不过陛下终不能，因为几颗杂草把整块田地的庄稼都拔除掉…”
听完了冯铨的想法之后，朱由检沉思了许久，才开口说道：“冯学士说的也不无道理，《资治通鉴》里也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顺义县的土地改革既然已经完成到这种程度了，朕也就不打算再退回去了，即便是作为一个试验区或是参照物，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其他各县的土地改革可以暂时停下来，不必急着按照顺义县的模式去做，也可以试试其他模式。
不过朕认为，我大明的土地就这么多，而生口却是年年都在繁衍。如果让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土地，那么剩下的大多数人要怎么办？
如果朝廷不能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那么就不能指望四民各守其位的安稳生活。百姓总是要为自己寻找活路的，你不能指望他们坐在家中乖乖的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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