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河南知府在半个月前被调任贵州去了，因为朝廷催促甚急，甚至都没时间同孙传庭做一个简单的交接。
孙传庭计算了下，河南知府离去的时候，正是他接到起复旨意的时候。
出仕后第一个官职就是商丘知县的孙传庭，对于河南并不陌生。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每次改朝换代时，这里都是兵连祸结之地，再加上一条黄河从此地经过，每到王朝末年，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就灾难重重。
不过河南地处平原，黄河带来的肥沃土壤和充沛的水量，使得这块土地非常适宜于农业。只要国家安定下来，这块地区又是最先恢复过来的地区。
元末明初时，河南是战火最为频繁的地区，当明朝开国时，河南人口已经较元末减少到了十分之一，大批的良田被抛荒，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荒凉场景。
朱元璋为了重新开发中原地区，采取了迁民垦荒和设置卫所屯田等一系列措施，使河南地区成为了军民杂处的移民社会。
结束了『乱』世之后，黄河水患就成了河南最大的日常威胁。因为治水摊派的赋役不均，里甲编户大量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拥有世袭特权的武官就成了河南地方社会的支配者。
这种情况同样被朝中的当权者看在了眼里，明中期的中央『政府』权威尚未衰落，因此当时的主政者还有勇气和余力实施赋役改革与清理屯田，限制了河南武官的政治特权。
但是很快大批卫所军户的后代经由科举入仕，逐渐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确立了士绅阶层在河南的地方社会支配体制，这也就导致了河南地方的“衣冠之虐“。
万历时以沈鲤、吕坤、杨东明等为代表的开明士绅，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的河南地方实践，但只是缓和了矛盾，并没有解决问题。
万历之后，地方上被压制的乡宦豪强势力报复『性』反弹，导致河南地方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
孙传庭担任商丘知县时，就已经清楚的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户，他也不得不同当地士绅妥协，采用缓和的方式安抚地方上的民众。
但是很快他就被调回了京城，随后因为朝中激烈的党争，不愿意被牵涉到其中的孙传庭，选择了告病还乡。
孙传庭原本以为，这次回乡修养将会花费很久的时间。但是没想到不过一年多，他就收到了起复的命令，还是重新回到了他出仕过的河南，只不过这次他被任命为了河南知府。
事前没有收到任何风声的突然任命，让孙传庭心里埋下了一丝担忧。
他一路风尘仆仆的赶到了洛阳，才从副手冯杰处得知了，自己将要面对的处境。
朝廷要在洛阳城修建一个粮食集中交易市场，并修建一条从洛阳到三门峡的陆上通道，联通西安到三门峡的水上航线。
这条道路如果能够修建成功，那么河南入陕的运输条件将会大大改善。
三门峡到小浪底的险恶航运条件，使得黄河航运的价值很难利用的上。
洛阳到潼关虽然有商道相连，但是崇山峻岭之中，山路艰险难行。对比起来，还不及河南省内乡县柒於镇到陕西省商洛市的600里商於古道更适于入陕。
然而商於古道虽然出名，但也不过是一条最窄处2.5米，最宽处4米，勉强让马车和驴车通过的一条山道而已。
但是这条洛阳到三门峡的300里新建道路，规划路面标准宽度却要求在8米，而部分地段也不得少于6米，且还要在三门峡修建一座新城。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建设投入，河南府要自筹三分之一。
也难怪听到了这个修路的消息之后，前任河南知府就立刻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宁愿跑去穷山恶水的贵州，也不愿意留在繁花似锦的洛阳城了。
而河南府的一干辅佐官吏们，看到孙传庭到来之后，才会如此热情的迎接他了。
事实上也不能埋怨这些官吏，河南府虽然有洛阳城这样的繁华城市，但是洛阳城内包括福王在内，就有10家王府。而洛阳城外的地方，又处在乡绅豪强和卫所军官的控制之下。
且河南府位于三省交界之处，辖区内大半地区是山区，这赋税自然也就每年仅够支出罢了。现在突然要修建粮食市场和一条300里的通衢大道，光是为此增加的徭役，估计就能让本就勉强过活的本地百姓起来闹事了。
孙传庭从同僚那里了解了这些消息之后，当晚久久无法入眠，第二天他一早起身，就接到了代表皇帝前来洛阳巡视的太监李朝钦的邀请，请他去会面商谈关于修建洛阳到三门峡大道的事。
孙传庭匆匆换上了官服，就带着一名随从跟着来人前去了。在福王府南侧，一座较为素雅的宅院内，孙传庭见到了这位司礼监出来的太监首领。
宽敞的大堂上，早上的阳光铺满了小半个堂前，今天显然还是一个气候晴朗的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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