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最早的记录出自两汉儒家教义的纬书中，比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 (《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
但是真正让人参成为一种『药』物，却是从《神农本草经》开始。随后出名于东汉时期，名医张仲景所着的《伤寒论》。
这本书中共有113个『药』方，其中含有人参的配方达21个，占总方的18.6％。并论述人参具有“温补、滋润、强壮、强精、保温、增强视力、安定精神”等作用。
到了明代，随着温补学派的兴起，人参终于走上了神化的道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认为人参能治各种疾病，包括：“男女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等”。
但是在明代，人参大多产于山西太行山一带的上党，大明的医者也同样认为，上党人参其质『性』优于百济的高丽参及辽东参。
不过因为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太行山上的森林资源由于大量被砍伐，因此最为出『色』的上党人参和紫团参开始渐渐稀少。
再加上当地的人参太过出名，官员们总是对当地的参农巧取豪夺，闹得当地百姓以人参为害，便把参园开垦为农田，上党也就不再出产人参。
但是随着本草纲目的流传，中原地区对人参的需求开始不断增长，于是大明参商便把目光转向了辽东。
辽东长白山山脉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森林茂密，物产富饶，盛产人参。到了万历末年，中原地区对人参的巨大需求，诱发了东北女真人人参采集业的产生。
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镇北二关交易中，人参一项即达3619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此外，明朝和女真人还因为人参贸易爆发过多次冲突和争端。
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朝因故将与女真互市的边境市场关闭，此举导致女真的人参产量过剩，堆积的人参多至十余万斤，最后全都腐坏。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努尔哈赤发明了蒸煮法保存人参。从此，人参开始易于保存，为人参的广泛流通创造了条件。
到了现在，每年辽东的人参产量约8、9万斤，且90%以上都是野山参。而辽东人参的出售收入，也成为了后金的一大财源。
因此女真八旗对于人参采集业的控制，也到了非常严格的状态，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八旗分山采参，然后朝廷统一收购发卖。
为了控制人参的数量和维持人参的价格，女真人禁止人工种植人参，把人工种植的人参驳斥为伪劣品，对种植人参者予以重罚。
唯一能对辽东人参市场造成威胁的，只有朝鲜出产的高丽参，不过高丽参产量不到辽东参的四分之一，再加上自用和对日本的销售，每年能出口大明的人参数量，从三、四千斤到八、九千斤不等，因此完全满足不了大明对于人参的旺盛需求。
范文程理了理，他出发前对于人参贸易历史的恶补，这才听着范永斗对他讲述，大汗的贸易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
范永斗也感到很无奈，他对着范文程老老实实的把他从自家商铺掌柜那里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诉说了一遍。
“…年初时，皇帝陛下下诏设立医疗防疫卫生署，卫生署下辖太医院和惠民医院，这惠民医院便是以往的惠民『药』局。
惠民医院刚一成立，便开始推行牛痘种植，以消灭天花恶疾，因此很快就得到了各地士绅的支持和捐款。短短3、4个月内，便在大江南北、中原腹地的各个县内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惠民医院。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医疗防疫卫生署以保护大明百姓的健康为名，颁发了一份爱国卫生运动的命令。其中有这么几条，
一、消灭生活环境中的疾病传播源头，比如灭六害：苍蝇、蚊子、老鼠、蟑螂、跳蚤、臭虫。
二、养成健康的卫生习惯，不喝生水，不吃腐坏的食物，饭前便后要洗手…
三、对各地医者、『药』铺进行认证，反对无证行医，和无证经营『药』铺及配『药』工作…
太医院随后也宣布，为了避免庸医采用错误的『药』方诊治病人，因此决定对各家医书进行全面勘定工作，并收集现存『药』方进行勘误。
另外制定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制度，无证医者开处方『药』导致病人死亡的，以误杀罪进行判决。有证医者开处方『药』导致病人死亡的，病人家属可以向各县的医疗防疫卫生署进行申诉，如果医疗卫生署认为过错在医者的，可处以从暂停行医到吊销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为止，各项处罚措施…”
范永斗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大通，都没有同人参生意扯上关系，范文程倒是觉得大明皇帝颁发的这些医疗卫生条例，让人简单易懂，且颇有道理，『操』作『性』也很高，倒是可以拿回去给大汗参考下，在后金国内试行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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