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官署户部的二堂内，一名户部官员正在向郭允厚汇报着，今年商税的征收状况。听完了汇报后，郭允厚的心情显然好了不少。
经过了一年左支右拙的户部管理工作，这还是郭允厚第一次感到心里有几分踏实。今年的陕西及其他各处灾害，导致往年应收田赋从2700万石上下跌到了今年2300万石出头的水平。
不过随着这一年对国内税关及税收制度的改革，还有银行监控商业资金的流动，使得商税征收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原本三十取一的商税，在经过了年初的各省商人代表的公议后，废除了累计征收的关税征收方式，制定了3.5-12%的税收征收额度，而商税也被细分成了生产税、流通税、印花税和海关税四大类。
在往年，海关税是天子自收自用的项目，户部干涉不到也就对此类税收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而剩下的国内商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银两税收，一部分是实物税收。银两税收一般在每年20万两左右，而实物税收的价值就不太好计算了。
在京城的内库和通州的户部仓库内，大量的货物因为堆放的时间过长而导致价值下跌，甚至变的一文不值。而为了管理这些货物，朝廷反而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照料，这基本上就是一种亏本的买卖。
更让人头疼的是，随着吏制上的腐败，缺乏制度管理的仓库便成了贪官污吏的私库。如果不是从去年开始的大力整顿，事实上仓库管理者的贪污腐败行为，已经成为了官员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就算是郭允厚这样的户部堂官，能够做到的事，也不过是保证太仓银库的安全罢了。
改革了税收的征收方式，并对各税关进行整改撤除之后，基本上各地不再征收实物商税，税收转运也变成了通过银行汇兑到中央户部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户部商税征收居然达到了罕见260万两，比今年275万两的盐税仅仅只少了15万两。
根据这名户部官员的统计，其中生丝征税90万两，丝绸35万两，棉布50万两，茶叶20万两，瓷器5万两，竹木50万两，其他杂项10万两。
往年运到京城的生丝、丝绸之类的高价实物是不见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今年太仓收入银两总值达到了535万两，比往年足足多了160余万两，这真是一笔意外之财。
对比起生丝、丝绸这些货物来说，郭允厚还是喜欢实实在在的银两，毕竟前者只能用来给皇帝作为赏赐，而后者可以用来填补户部各项的支出。
看着郭允厚听完自己的汇报后心情不错，这位户部新上任的度支司郎中王渊思不由再次开口向他说道：“尚书大人，学生在汇总各处数据时，其实还发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郭允厚抬头看了这名亲信一眼，便笑着说道：“文石有话便说就是了，在我面前还如此谨慎做甚？”
在对户部官吏的整顿过程中，郭允厚在崇祯的默许下，提拔了几名学生进入了户部，作为自己的帮手，度支司郎中王渊思便是他最为看重的学生之一。
听到郭允厚的吩咐后，王渊思才谨慎的说道：“根据学生对京城各棉纺织工坊的进出货物数据汇总，学生发现，今年京城各棉纺织工坊的固定投入大约为750万元，但是他们的营业收入却超过了1000万元，也就是说最早开始建设的纺织工坊不但已经收回了本钱，还开始盈利了。
按照年初规定的商税新法，今年各纺织工坊应当缴纳的税赋是40万元。如果进入到正常生产中，每个纱锭一年应当缴纳1.5元的税收。即便是不计算新增加的纱锭，以今年50万纱锭计算，三年应当缴纳的税收就是190万元。
现在顺天府给予了京城棉纺织业3年的免税额，主要在于内府答应在三年内让京城棉纺织业出资150万元，对京城的街道和下水做一个全面的改造，从而消化容纳京营裁撤下来的人员。”
郭允厚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虽然因此少缴纳了些税款，但是起码总是解决了朝廷眼前的困难，我觉得并不算过分。”
待到郭允厚说完，王渊思才继续说道：“如果只是这样，到也没什么。毕竟这150万元是从他们口袋里掏出来的，超出的税款勉强可以算做这3年的利息。但问题是，事实上这笔钱内府根本就没掏出来啊。”
郭允厚赶紧举起了手，制止了这位学生继续说下去，他略为诧异的询问道：“内府没掏钱？那这翻修街道，修建铁路和维修京畿运河的钱是谁出的？”
王渊思马上回道：“事实上，对京城进行改造的投资，都来自于地价的上涨。内府在左安门附近购进了3000亩土地，然后在上面大肆开发，修建了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建筑，称之为厂房。
当左安门到内城的马拉铁路修建完成后，光是这些厂房每年收取的租金就已经相当于地价的一半了。而且内府还以修建铁路停靠站的名义，从铁路沿线征收了不少地方并改建成商铺，这些商铺的租金同样比寻常的商铺高了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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