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朝会中可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臣僚提出意见，再由皇帝作出裁决。当然如果某些官员认为皇帝作出的裁决并不合适，那么他也可以死缠烂打的同皇帝对峙下去，即便朝会上大多数人支持皇帝也没关系。
毕竟在这些官员看来，自己是在为民请命，有着身后亿万百姓作为后盾，哪怕他们在朝会上得不到支持，真理也是在他们手中。
不过自从皇帝废除了给事中驳回圣旨的权力之后，这种死缠烂打的模式渐渐就不流行了。而且在国务会议上。皇帝基本还是遵从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除了极个别的事务才会采用乾纲独断的模式。
这种议政模式的改变，使得参加国务会议的大臣们基本不再视自己的意见为摆设，发言和投票时的积极『性』也比过去高了许多。当然，在这种决策方式改变的背后，意味着国务会议上作出的决策地位已经高于了内阁的决定，国务会议成为了大明朝最高的决策机构。
在过去，朝会虽然是群臣同皇帝议论政务的场所，但是朝会作出的决定并不高于内阁的决定，甚至于有时候皇帝迫于朝会形势承认的决策，往往又会在事后反悔，通过内阁来进行修正。
国务会议的制度化，不仅利于皇帝进一步集中权力，但是在某种方面而言，也让大明的官员可以不必再获得皇帝的首肯，通过国务会议的众议决定，从而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对于大明官员来说，国务会议这个制度依然是利大于弊的，哪怕是刘宗周、左光先这些前东林党人，也无法正面挑战这个新兴的议政决策制度，毕竟这一制度维护了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利益。
因此在投票结束之后，站在反对铸币法案立场的大多数人虽然不满于这个结果，但也只能声称自己不会改变立场，而不是死活不让会议继续召开下去。因为那就意味着皇帝都不需要继续同他们商议，而是可以直接通过内阁发布命令了。
朱由检毫不理会下方这些神情灰暗的失败者，有条不紊的继续推进着自己的意志，“既然大多数人已经选择了支持铸币法案通过，那么内阁、户部连同三家银行回去后正式出一个报告上来，研究下正式的文本如何颁行。
户部除了抓紧制定落实这铸币法案之外，还要同冯铨所管理的总理衙门一起，对于目前我大明海外的各属国及东协各成员国进行协商，商议各国在大明中央银行开通结算账户，以进一步简化我们同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结算方式。
户部和总理衙门应当协助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暹罗等国建立各国的中央银行，并要求这些中央银行将本国的金银储备运输至北京的大明中央银行金库，今后我国同各国之间的军火及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结算，就可以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上进行简单的划拨就可以了。这也是海外各属国向大明展现善意和臣服的最好方式，此事就由总理衙门负责主办，户部和中央银行各自派人协办…”
对于皇帝的这一要求，在场的官员们总算是松了口气，要这些海外属国存钱到大明的银行里，这总算是一件好事，也为之前的铸币法案提供了一些保障。即便皇帝挪用了银行里的存银，总还有这些属国的存银可以填补空缺。对于这一条，大家都表示了赞成，就连左光先也没出声质疑。
但是在一阵轻松之后，大家还是存在着不少疑『惑』，在皇帝的连番『操』作之下，银行的储备金银是足够充足了，但是没有粮食的来源的话，以这些金银为本金印刷出来的纸币除了推高市场上的物价外，事实上并不能解决大明所面临的大规模受灾的困境。
不少人已经暗暗猜测着，难道皇帝真的是打算放弃其他不重要地区的灾民了么。就在这些官员正胡『乱』猜测时，朱由检这才继续说道：“银行有了足够的金银作为资本，能够解决的不过是市面上的钱荒，但解决不了市场上的粮荒。
不过有了足够的金钱，起码我们就多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手段。从去年的抗灾结果来看，从海外输入粮食的余地还是不少的。去年我们只是动用了朝廷控制下的海上运输能力，但是民间的海上运输能力和海外各国的海上运输能力并没有完全动员起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我们之前为了平衡物价，所以一直控制着国内的粮食价格，这些外国商船和民间商船觉得无利可图，因此宁可空船入我大明港口，也不愿意去贩卖远处的粮食回来，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亏本。
所以，为了把这部分运力动员起来，朕以为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调整粮食的价格，只有当粮食价格上升到有利可图的地步，这些商人才不会空船而来。所以朕要求户部名下的粮食局研究粮价上涨的空间，拿出上调粮价的手段来，郭尚书有没有问题？”
郭允厚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钱谦益就有些担心了起来，他向着崇祯说道：“经过了去年这样的灾情，今年的粮食价格已经不低了，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继续抬高粮食价格，会不会提前造成市面上的恐慌。倒时豪门大户惜售粮食，百姓买不到粮食的话，臣担心这『乱』子会提前到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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