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允彝跟着吕琦上了二楼，在会客室门外整理了下自己的衣服之后，方才跨进了门内。虽然之前他也曾经担任过皇帝的御前秘书，但此前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拆看来自各地的信件，并将信件的摘要递交上去，有时候也替皇帝拟写回信。
而这半年多的时间，他是作为皇帝的助手，把皇帝的意志正确的传达给内阁和各部，从而形成现实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成为了皇帝对外的化身，从而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
站在平地上，站在屋顶上和站在山顶上，能够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在地方上，在权力的边缘和在权力的中心，看待同一件事的政治意义也一样是不同的。
在上上下下的来回调动之后，夏允彝虽然还没能成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但是他终于能够理解，从地方到中央对于同一件事的看待角度是不同的，而他们的想法和处理方式也是存在的极大的差异，这并不全然是因为个人的私心问题，也不在于聪明和愚蠢的分别，真正重要的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的博弈。
而这半年多来协助皇帝处理赈灾应急委员会事务带给他最大的两个好处，一个是学会了如何协调内阁和六部去执行一项命令；另一个则是熟悉了皇帝做事的方法和个人性格。前者是中枢重臣必须要具有的一项行政能力，而后者则是确保自己处理政务时，不至于处处和皇帝相左，使得双方之间能够以较为默契的方式解决争端。
当然在同皇帝的频繁接触中，夏允彝也终于能够以常人相待皇帝，而不再如从前那样认为，皇帝应该是高居于世人之上的道德表率，具体的政务则应该由下面的君子们进行料理，这也就是所谓的垂拱之治。
此时的夏允彝已经隐隐意识到，不管是内阁所代表的相权还是皇帝手中握有的君权，让任何一方独大，都不是这个国家的福气。
当然，越是对政治理解的深刻，夏允彝的言行就变得越为谨慎。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资格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格局说三道四，而他现在所代表的皇帝的意志，却又让他的言行都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若是不谨慎从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有心人歪曲，从而用来攻击他或是皇帝本人了。
更何况，皇帝从中央、地方、中央的来回调动他，每一次的调动都让他在回京后前进了一步，。就算夏允彝自己都意识到了，崇祯正在试图将他培养为未来的朝廷中枢大员。像他这样的际遇，若是不遭人嫉妒暗狠，那才是令人诧异的事情。
越是位居高位，夏允彝就约显得冷静沉着，绝不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当崇祯在会客室内看到了夏允彝之后，就发觉这位近臣是变得越来越无趣了。
坐在办公桌后的崇祯脑子里虽然转过了这个念头，但是他口上却未曾停下的说道：“瑗公回来了啊，今年赈灾应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已经出来了吗？捡些重点内容说与我听一听吧。”
夏允彝倒是很清楚皇帝召他上楼是为了什么，已经将写好的工作报告简略本带了上来。一听到皇帝的要求，他就答应着翻开了手上的简略本，为崇祯坐起了报告。
“…今年各地受到旱、涝、蝗等灾害的州县，总计约为216个，约占天下州县数目的15%，受灾人口超过4000万，经济上受到的损失近5亿大明元…
截止到上月为止，根据各县、各府、各省的报告及委员会下派工作组的抽样调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灾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当在210万到300万人之间。
其中河南灾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当占据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而开封一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又占据了河南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从4月开始，陕西、甘肃、河南、安徽、广东和福建交界地区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农民暴动。到了7月份的时候，各地的民变军一度占据了33个州县，人数突破了10万之众。
8月14日，有乱民混入到开封附近，想要煽动起开封城外数十万难民起事…9月16日，王琦调动河南、安徽、江苏三地军队击破了开封城外的乱民大军，从而将该地近20万乱民军击溃为13支部队，开封城外的乱民才开始向四方散去。
随着开封府这只最大的民变军被击散之后，各地的民变军也开始由盛而衰，他们吃光了自己盘踞地区的存粮后，因为无法打通官军把守的各个交通节点，不得不撤向山区或是塞外地区。
各省官兵按照总参谋部的命令，调用精兵进行追击，将这些民变军打散之后再聚歼其首领，最终收复了大部分州县。而那些民变军除了逃亡深山老林和塞外去的之外，大部分都为我官军所捕获…
赈灾应急委员会一共筹集了六千万的资金，其中337万来自民间捐款，220万来自盐业和海关捐献，户部先后调出了157万，内务府调拨了钱款和物资847万，发行长期国债筹集1200万，发行短期国债约3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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