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科学进步党几次拒绝了崔呈秀的申请加入，但是双方之间的关系却尚算融洽，比崔呈秀和新东林党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要缓和的多了。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仅在于科学进步党成员主要以技术官员为主，对于政治斗争并不过于热衷。还在于崔呈秀虽然没能成为科学进步党的一员，但是他也并不是什么孤家寡人，从崔呈秀联络蓟州缙绅投资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开始，这位曾经的阉党领袖便隐隐成为了北方士绅投资新兴工商业的领头人物。
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盐铁论》这样站在国家角度的经济政策讨论会议，虽然盐铁论讨论的内容并不仅限于盐铁生产贸易问题，但是连古人都知道盐和铁乃是国家财税来源的大头，更何况是明人呢。
只不过和盐这样的生活消耗品相比，钢铁除了可用于制作生活、生产用具之外，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制作兵器甲具。因此历代朝廷对于冶铁业的控制，都是相当严厉的。
大明开国初年也是如此，冶铁业主要控制在朝廷名下的官铁场，民间出产的私铁数量几乎不到官铁场的三成，且质量也极为低劣。不过到了嘉万时代，这种局面却开始逆转，官铁场出产的数量不仅不及民办的铁场，甚至连质量都大大的倒退了。
出现这样局面的缘由，一则是吏治腐败，导致官铁场成本上浮质量下降；二便是民办的铁场大多掌握在士绅大族手中，这些人掌握着地方的控制权力，不仅避开了朝廷的监管私下开发铁山，更是大肆偷逃税款，使得民铁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当然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局面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大明的经济已经差不多达到了农业时代的巅峰，因此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每年的钢铁消耗量自然也就接近于固定。因此民办铁场越是兴旺，也就意味着官办铁场越是衰退，这也就是所谓市场容量固定下的零和博弈了。
可在崇祯看来，这种农业时代社会发展的停滞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并不是说市场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商品了，而是整个农业社会的消费能力限制住了商品经济的继续扩张。毕竟农业时代的生产结余本就不多，而且这些结余还大多被士绅地主所掌握，他们的消费能力几乎就等同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中下阶层民众来说，他们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只是没有能力消费而已。
就好比崇祯元年之前，大明的生、熟铁总产量平均分配到每个国民头上，大约也就在一斤上下，估计刚好够打一把菜刀什么的，至于钢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就是这样低下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明国内的市场已经开始消化不掉，北面的山西、陕西商人向草原和后金走私铁器，而南方沿海商人则向南洋地区走私铁器。
大明国内真的已经不需要钢铁了吗？自然并非如此，在某些偏远的山区，许多农户家中甚至连一把铁制农具都没有。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跃进，自然就必须要打破农业社会消费市场的上限，从而促成资本向工商业的持续转移。
面对这样的局面，来自于后世的苏长青自然就制定出了三条对策。第一是实施土地改革，在耕地总量不变的状况下进行土地再分配，从而提高自耕农的比例，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第二便是大力推动对外贸易，为大明的工商业获取新的消费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来源；第三便是实施以国家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市场需求。
这三条对策本就是经过了历史验证的，因此在实施之后自然是赢得了显着的效果。当然，和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不同，由于航海事业上的落后及自然灾害的接连发生，崇祯并没有选择纺织品作为推动大明工业化的主要商品，而是选择了钢铁冶炼制造业。
依托于铁路建设、机械制造和造船业的需求，由崇祯元年开始组建和投入建设的大明各钢铁厂，到了崇祯十三年已经成为了过去那些旧铁场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光是一个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出产的铁产量，就已经是过去大明年产铁总数的一倍有余。而崇祯十三年的大明年产钢铁数量也已经超过了80万吨，开始逼近年产百万吨生铁的一个冶铁业的里程碑数值了。而此时整个欧洲的生铁产量，也不过才10万吨上下而已。
如果说崔呈秀等一班北方士绅一开始投资钢铁业等新兴工商业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向刚刚登基的皇帝输诚示好，并不认为他们的投资会重要过自己手中的土地的话。那么到了今日，这些投资于新兴工商业的北方士绅们，对于这些投资的重视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求。
这么说吧，仅仅在五、六年前，这些北方士绅如果家中遇到了临时性的大笔支出，他们大都会首先选择抵押或出卖手中的各种股份，迫不得已之下才会动出售土地的念头。毕竟一直以来，士绅们都已经默认，土地才是一个家族的根本，一个家族的衰落，往往就是从出售土地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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