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的时候用交子可以，交子与实体货币兑换也相对稳定。但开禧北伐期间吴曦谋反，四川还没打出去便先内乱，虽然后来无吴曦伏诛，谋反也被镇压了下去，但引起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四川的经济生产，地方政府开始想办法救经济。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生产、货币政策和汇率是一组不可能三角形，四川政府要救经济，又不能不用交子，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放弃汇率，让交子贬值。
于是，从开禧元年开始，四川交子发行量大幅增加，原本政府承诺每三年给予兑换的承兑机制破产，三年到期的交子无法兑换，四川交子贬值严重，几近废纸。
现在余玠来了，想要恢复生产就必须要用到交子这个金融工具，而汇率的失衡又导致交子不被百姓信任，那么为了保住经济生产和汇率，就只能改变货币政策。
余玠采取了两项措施，一个是减少交子发行量，余玠在四川期间每年交子发行量减少到南宋初期水平，大大少于之前开禧以来的年发行量；另一个是延长交子承兑期限，以往到期的交子由政府分批进行兑付，而新发行的交子由原三年承兑延长至十年承兑，百姓看到之前的交子陆续承兑了，反而不再担心十年期的新交子不会兑不出来，逐渐的恢复了人们对交子的信心。
凡事啊，只要是用心琢磨，总是能有个解决办法的。
四川自古以来都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在余玠精心治理下很快恢复了经济生产，粮食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太平有象，民物熙然”。淳佑十年，入蜀已逾八年的余玠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出师北伐。
南宋时期的四川主要分四个大板块，最西边的成都府路、中间的潼川府路、东边的夔州路和北边的利州路。蒙古多次南侵劫掠，目标主要是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北归之后部分蒙军依然占据着利州路，控制川北门户。
利州路治所位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这里南控米仓山、大巴山，北据秦岭，是陕西南下四川的一处军事重镇，曾长期作为四川宣抚使、制置使的驻所。
当年诸葛亮五出祁山凭的是什么？就是凭借着掌控者汉中一带，从地形上占据了主动，否则以蜀汉的国力，能够守住剑门关就不错了，想北伐根本不可能。如今余玠也面临一样的形势，收复中原是所有爱国志士的终极梦想，从四川的战略角度来看，想要实现北伐的目标就必须拿下兴元府，进而对陕西、长安实现战略威胁，寻找机会收复陕西、收复长安。
淳佑十年十一月，余玠在四川集结五万大军，沿兴元府西南的金牛道北上。蒙军阶州（今甘肃武都县）守将王德新原为宋将，此时王师北上趁机回归祖国，抓了阶州两位蒙军将领前来投奔。宋军开局顺利继续前进，先在路上的金牛堡击败蒙将王进，接着又在罗村、西县（今陕西勉西县）两度击败前来阻击的蒙军，进驻到兴元城外不远处的中梁山。
兴元府城防坚固，强攻恐怕会造成较大伤亡，余玠派部将焚毁了兴元府以北通往大散关的栈道，切断大散关以北蒙军的增援路线，接着在兴元城外大肆砍伐竹木制造城寨，每天白天派士兵不停地在几个城寨之间来回奔走，夜里又派人不断持火把进入城寨再悄悄溜出去，接着再持火把进入下一个城寨。
就这么演了几天的戏，余玠果然把兴元城里的蒙古人忽悠瘸了，蒙军兴元主帅夹谷龙古觉得宋军人多势众，自己不是对手，打算突围逃跑，但身边的汉人谋士向他建议，宋军远道而来不可能有太多兵力，越是在城外搞些个大动作越意味着宋军这是虚张声势，根本不足为惧，只要耐心守城，待宋军师老兵疲之后自然自行退去。
了解汉人的还得是汉人，余玠在城外一番折腾却没引起城内蒙军丝毫异动，知道蒙军这是打算据城死守了，于是率军发起总攻，云梯、石炮全都招呼上，昼夜不停。城中蒙军同样坚决抵抗，白天夜里兵不卸甲，双方苦战数日，兴元城中蒙军逐渐不支。与此同时，大散关外的蒙军统率塔思也得知了兴元府被围攻的消息，本想率军前来救援没想到关内栈道已毁，蒙军主力无路可走。
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栈道同样也通兴元，在塔思多方打听之下，得知大散关以西的陈仓道同样可以南下进入兴元，于是塔思率大军绕行陈仓道南下，奔袭千里前来救援兴元府。
五万大军对于宋军而言兵力不少，对于蒙军来说却根本不够看，再加上蒙军多为骑兵，打起来宋军的步兵也打不过，因此当余玠得知蒙军主力已经前来救援之后，立即下令全军撤退，大军返回重庆，临行前再次派人在城外城寨里演了一把戏，蒙军以为宋军大军还在不敢轻举妄动，等塔思主力到了之后才发现上当，再想追击，余玠已经率大军从容撤退。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跑还得能跑得掉，这才是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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