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以为，阿纽扯皮的关键节点在阿纽双方本身。
殊不知，眼下最头疼的决策暴风眼，以及最需要追究责任的点，却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华生顿，白宫椭圆办公室。
“魂淡！谁让你们指点加尔铁里的人这样搞事情反击阿左的？现在闹到这么大，连纽西兰人都被牵连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总统先生刚刚在专线里秘密挺了阿根廷人，给他们吃定心丸。
不过电话刚刚挂断，总统先生就变了一张脸色，开始斥责自己下属那些人的无能乱来。
从舒尔茨国务卿，到威廉.克拉克顾问，都感受到了压力。
“总统先生，确实是我们在核实对外策略、以及给CIA的授权的时候，审核上有些鲁莽了——当时决策太仓促，而且允许一线人员‘便宜行事’的备选方案看起来又不够倾向性明确，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舒尔茨国务卿委婉地道歉。
相比之下，事不关己程度略高的威廉.克拉克，说话就比较阴了：“我觉得，事情的成因还是交叉审查制度的漏洞——跟十年前水门事件发生前，‘窃听’这种方案之所以会通过，是一个原理。”
克拉克一提到“水门事件”，总统先生的脸都绿了，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虽然总统知道这事儿不怪他，因为出问题的预案，是舒尔茨的幕僚提供的。
舒尔茨强忍着不快，卑躬屈膝地解释：“事情已经发生了，幸好布列塔尼亚人和纽西兰人也不知道是我们的疏忽导致的，这事儿就以‘防止苏左扩散’的大义名分为由，靠美国的威望强行压下来吧，就逼着纽西兰人认了这个哑巴亏。
同时，我们也确实需要反思一下，在沟通和传达环节过多的行动上，给这么多模棱两可的便宜行事指示，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舒尔茨此时真是懊悔得要死。
他完全知道，如果当初他不是那么急着在总统面前显示自己的“先知先觉”，刚拿到基辛格送给他的妙计后，第二天就要把“乙方陪跑方案”补齐、并送呈总统显摆的话，他完全是有时间，慢慢把陪跑的中策下策做得更完美的。
可惜，他贪了这个立功的时效性。
他太想在总统面前证明自己的先知程度了。
他的幕僚也上行下效，好心办坏事，把一些不够明示的中策下策混了进去——舒尔茨事后复盘，据说他的幕僚还贪省事儿直接抄了基辛格带的研究生、约旦王储阿卜杜拉的一些废弃草稿。
这事儿肯定是赖不到基辛格头上的，因为基辛格正式秘密递交给舒尔茨的方案，是不包含这些内容的。基辛格自己留了证据。
明说了让你别抄作业，你还抄，还抄错，这总不能怪丢作业草稿的人吧。
最可怕的是，这里面一直到执行层为止，有太多的单线联系了——国务卿的方案，总统接受之后，并不是国务卿的人执行的。
海外扶持和搞事情，那是CIA的人干的。
单线联系的好处，是一旦出现叛徒，或者有某一个环节被敌人抓住，泄密的范围会尽可能小。
但坏处就是，传递过程中一旦出现走形，很难追溯和及时发现——因为这是不允许越级上报，的不能说科长觉得处长给他的文件指示有点奇怪，就越过处长直接问局长的。
与网状结构相比，单线联系的容错率太低了。
低容错率，仓促决断和动手，还不让你抄作业非要抄，出问题就是大概率了。
总统最后追查下来，舒尔茨国务卿算是大功微过——毕竟帮总统快速解决了格林纳达，还扼杀了阿左被毛子渗透的风险。
只不过用药太猛，不讲究药性的君臣调和，所以出了点副作用。但副作用是疼在小弟身上，美国人内部问责一下，对外咬死不松口，蛮横一下，也就是了。
威廉.克拉克算是小功无过，执行层勤勤恳恳。
洗得最白的是基派势力，因为舒尔茨那儿只要出事儿了，总统肯定会刨根问底，自然会轻松发现，原来“最完美的两个A方案都是基辛格提供的”，而“陪跑的两套B方案和C方案，都是舒尔茨的幕僚凑数的时候闹的麻烦”。
这样一来，就更显基派的英明先知。
偏偏舒尔茨还不能恨基辛格，只能恨自己的幕僚不争气，基辛格给你好牌你都自己打烂了。
11月下旬，基辛格再次被总统召入白宫，痛心疾首地“可怜夜半虚前席”，问了好久的计策，似乎还想把“尼克松三策病”怎么根治的药方都给问出来。
具体的交谈经过，那是美国的国家机密，这里当然不知道了。
最后，反正是基辛格没想再出山直接蹚浑水，婉拒了。
还撂下一个观点：您是演员出身的总统，从政经验原先不够丰富，您任期内是不能放弃“三策病”的。
潜台词就是：演员总统缺乏自己的观点和判断经验，还是多听一些吧。哥就是因为知道你这种人不能只听一方，改不了的，所以不想直接给你效力，免得吃力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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