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朝廷盘剥太过，地方府库空空如也，小民百姓亦家无余财。
从汉中运了不少钱粮过来，但利州被搞得一塌糊涂，反而需要朱铭拿出军资赈济百姓。
又在剑门、梓潼对峙两个多月，军粮消耗严重，算上从官兵那里缴获的，顶多能维持现有军队到明年三月。
“得让富户捐钱纳粮了。”朱铭说道。
高景山提醒“当然得从富户下手，但不能是现在，须得等明年夏粮收割之后！否则这些富户大肆宣扬，小民又愚昧无知，将军好不容易有的仁义之名尽失。这里毕竟不是汉中，也不是金州。”
朱家父子在汉中和金州，民间威望极高，富户自然难以操纵舆论。
而在成都平原，朱铭属于外来者。
初来乍到，根基未稳，骤然让富户摊派，这些富户定然转嫁损失，然后疯狂造谣抹黑。小民被富户盘剥之后，只会憎恨朱铭，仁义瞬间就变成残暴。
高景山给出成都治理方略“将军发布减税政令，已初步取信于民。当务之急，是整顿吏治。安排心腹掌管户籍与司法，重审积年冤案，趁机撤换枉法老吏，再狠狠惩治大族子弟。如此则光明正大，非但能立威于大族，还能立信、立德于百姓。如此做法，可逐渐控制成都，到明年夏天征税就水到渠成了。”
石元公问道“我军粮草，只能撑到明年三月，剩下两三个月的粮食去哪里寻？”
高景山指着北方“城北昭觉寺！”
“妙啊！”
石元公拍手大赞他来过成都好几次“不仅是佛寺，还有道观，都可趁机清理。”
高景山说“石先生虽来过成都，也在民间打听过消息，但走马观花只能窥其一斑。昭觉寺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在五代时极盛。国朝初年，大宋军队烧杀抢掠，昭觉寺因而荒废破败。但几十年后，就重新繁荣起来。至神宗年间，已是尾大不掉，吕大防奏请朝廷，把昭觉寺从子孙庙改为十方丛林。”
朱铭觉得很神奇“佛寺还能有子孙庙？”
高景山解释说“此处子孙，特指徒子徒孙。上一代住持，可指任下一代住持。而十方丛林，则可由官府任命住持。”
“原来如此。”朱铭还真不清楚这个。
看来古代对宗教管理也有手段，通过任命住持，从而间接控制寺庙。
高景山继续说“如今的昭觉寺，殿宇三百座，僧舍数百处，仅持有度牒的僧人就上千，另还有大量无牒之僧。可查庙田三四百顷，隐田更是难以计数。”
“如此说来，昭觉寺控制的庙田，可能接近十万亩？”朱铭听得动了杀心。
高景山点头道“而且多为城北良田！”
朱铭微笑站起“我既入主成都，自当拜访名刹与高僧。”
高景山提醒“莫要杀伐太重，昭觉寺的民间声望极好。”
一个占田近十万亩的寺庙，真会有很好的声誉吗？
可以有！
只需在放高利贷时，利息比寻常地主少一丢丢。在收租子的时候，也比寻常地主少一丢丢。灾荒年月，再拿出一点粮食赈济灾民。高僧负责结交官府和名流，这声望一下子就起来了。
神宗朝，官府拿回住持任免权，昭觉寺的收入需要上交。
李畋在《重修昭觉寺记》里说“兹寺有常住沃土三百廛，涤场敛矫，岁入千耦，井归寺廪，与众共之。有舟航大贾，输流水之钱；山泽豪族，舍金穴之利。五铢一缕，悉归寺府，无一私者……”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池塘里种出的藕，归昭觉寺所有（田租估计也是）。而信徒捐赠的香火钱，则必须上交给官府，极有可能还要缴纳田赋。
但仅仅过了几十年官府逐渐失去对昭觉寺的控制，香火钱怎么可能老实上交？
当今住持，法名圆悟克勤，一代大德高僧，在禅宗发展史上举足轻重。
他被宋徽宗两次颁布圣旨，御笔任命为昭觉寺住持（该寺住持有任期，想要连任，须得皇帝许可）。
其亲传弟子，就有五百多人。
其中一百多个弟子，在其他寺庙做住持，影响力遍布全川，甚至波及到川外！
圆悟克勤正在品茶，他对茶道极有研究。以致于后世有传言，他的墨宝“茶禅一味”，被收藏在日本大德寺此墨宝还跟一休和尚发生故事。
这种传言并未得到证实，但他写给徒弟绍隆的信件，即“圆悟印可状”，确确实实存于日本。
弟子绍隆捧着茶盏问“禅师，正逢皇帝召见，贼寇又据成都，还要不要前往东京？”
圆悟克勤说“我是住持，我不能走。汝非蜀人，自可往之。”
绍隆乃禅宗虎丘派祖师，但如今只是个普通僧人。他的师父得到克勤佛语，转而讲给绍隆听，绍隆没有完全听懂，于是从江浙来到成都挂单求法。
绍隆说道“弟子听僧人言，朱贼入城安民，于百姓丝毫不犯。若是遇到，该怎生对待？是贼耶？是众耶？”
圆悟克勤说“你今称他为朱贼，心中便已有成见，何必再来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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