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不让后代多读书，不是缺钱，而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世俗偏见。
但这种情况到三四十年代已有较大改观，沪上不少宁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国留洋。他们说，以后经商，光会写货价打算盘可吃不开了。
包兆龙送儿子上汉口的一所中学，包玉钢勤工俭学，放学后或周日便到父亲的店帮忙，读书、学师两不误。
几年后，包兆龙在沪上开天宝钱庄，包玉钢随父亲来沪上，一边读书，一边在钱庄帮忙。中学毕业后，包玉钢进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做职员。
他打算攒了一笔钱，进大学读书。然而，抗日战争使得包玉钢的大学梦幻灭，沪上的大学纷纷南迁。
包玉钢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 1939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十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钢第一次到香江。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
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钢的脑海里。
包玉钢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钢被派往沪上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组后，在原址设立沪上市银行。
才28岁的包玉钢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年，包氏又被提升为沪上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为，深得当时的沪上市长、副市长赏识。
包玉钢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银行配给的专车。
几十年后，包玉钢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
包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果党大势已去，民心下稳。
战后第二任沪上市长说：“有包玉钢在，银行就能正常运作。”
1949年新春，包玉钢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没强行挽留，只要求包玉钢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钢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沪上。
包玉钢是果党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拔。
包玉钢感激这些上司。但对果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果党去湾湾，包玉钢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果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钢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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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钢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但房屋并没建多少。
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钢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百多平方米，月租四百五十港元。
月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公开的秘密。
包兆龙另花了2万港元的顶手费。一年后，这2万港元还算便宜的。
包兆龙还有个先见之明，来港前就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金银美元，估计值数十万港元。
包玉钢已逾而立之年，当仁不让挑起养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担。他对银行业轻车熟路，首选的职业当然是银行职员。
那时的香港银行，除了洋行，就是粤行，得精通英语、粤语。包玉钢英语不太熟练，粤语则一窍不通。
包玉钢作过试探后，便泯灭这番念头。想到数周之前，自己还是沪上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到香港，谋个银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
不过，这也使包玉钢更清楚认识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免费面包，一切得靠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决定搞能进能退、见效快的进出口贸易。此时，包家的沪上、宁波朋友常聚一块，商议生计与出路问题。其中两位在沪上银行的旧同事与包玉钢意见相同。
于是大家合起来成立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寻找写字楼千辛万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租了一套写字楼，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挤出一小间给包氏四人公司。
包玉钢曾回忆道：“四人挤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站外面去腾出空位。”
四人公司寄人篱下，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如不是包玉钢日后成为商界巨擘，当时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远也不会知道曾有这么一间四人公司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中国的土产买卖，生意还算顺利，但都是薄利生意，未显示出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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