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元旦。
新年新气象，各大报刊杂志都在搞活动。
比如上海的《明星日报》，就发起了“电影皇后”的评选。胡蝶以2万多票的成绩当选“影后”，陈玉梅排第二，而阮玲玉只能屈居第三。
不是阮玲玉名头不够，而是她不喜欢抛头露面，只要是不拍戏，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而胡蝶则爱交际应酬，也时常参加许多公众活动，曝光率比阮玲玉要高得多。
至于陈玉梅，嗯，这位是邵逸夫的嫂子。
邵氏兄弟的抠门那是一脉相承的，邵醉翁在把陈玉梅捧红后，为了防止别的公司挖角，同时也为了省一笔演员工资，于是就把陈玉梅娶回家做姨太太。
陈玉梅的名气非常大，她三年间拍了近30部电影，在银幕上刷脸比胡蝶和阮玲玉加起来都厉害。可怜累死累活连片酬都拿不到，因为她是老板的妻子。但又不能说是老板娘，因为她只是小老婆而已，邵醉翁做了一笔包赚不赔的好买******起《明星日报》的“影后”评选，《东方杂志》搞的活动就要高端得多。
《东方杂志》创刊30周年，做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题，并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出400多封征稿信，包括周赫煊在内也收到了一封。杂志在前言中写道：“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近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气闷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周赫煊是中午拿到这本杂志的，他带着几个太太出门前往戏院，坐在车上慢慢翻阅起来。
社会名人们的梦五花八门，周赫煊刚开始看着想笑，看着看着又想哭。因为那些梦太简单了，而对此时的国人来说，却又似乎遥不可及。
比如暨南大学的教授周谷城，他的梦想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多么伟大的梦想！
叶圣陶的梦想是：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饭绝对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
外交部长罗文干的梦想是：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
也有许多做白日梦的，比如谢冰莹的梦想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的梦想是：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还有许多理智派，比如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士英说：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
《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说：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全在人。
更有思想激愤的，比如徐调孚的梦想是：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词。
林语堂这阵子似乎学萧伯纳玩幽默已经玩疯了，他的梦想被列在最后，只有四个字：我不做梦。
周赫煊阐述自己的梦想时，也只说了一句话：这糟糕的时代就是一场梦，我只希望快点醒来，中国应该是繁荣、富强、伟大、自豪的国度。
或许就如《东方杂志》前言里说的那样，此时的国人白天紧张而气闷，只有在夜里做一二个甜蜜舒适的梦。当这篇记载着数百名人梦想的文章发出来，立即引起无数国民的精神共鸣，元旦这天的《东方杂志》直接卖断货了。
这个征稿活动的结尾，再次刊登了周赫煊的那篇《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州县和每一个乡村，都将变成高楼林立、工厂遍地的文明世界……我们的国家，不再是被人嘲笑的对象，不用再签署屈辱的合约。任何一个海外的华人，都可以挺直腰杆，大声地高呼：我是中国人！“
不知有多少读者，联想到黑暗的现实，看得潸然泪下。
周赫煊放下手中的杂志，苦笑自语道：“梦人人都会做，为了这些美梦，不知要死多少人。”
周赫煊很快就遇到一个将死之人！
当他驱车来到戏院时，杨杏佛老远就喊道：“周先生，久仰大名！鄙人杨铨。”
“宏甫兄，幸会！”周赫煊热情地握手道，“想不到宏甫兄今天也来捧场。”
杨杏佛笑道：“适之先生写信给我，说尊夫人要在元旦登台，我就特意提前出发来天津，一睹冬皇的大家风采。”
周赫煊连忙介绍张乐怡、孟小冬和费雯丽，至于婉容、廖雅泉已经到了预产期，随时都可能生孩子，因此今天没有来观看孟小冬演出。
民国时娶姨太太的很多，杨杏佛见怪不怪，微笑着跟三女握手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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