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岳现在已没有顾虑，朗声对刘晏坦白：
“小子要改革两税法，自此在江淮东南，废除完全纳钱的税法，百姓以布帛、米等实物抵充税额，并消除布帛虚估和实估价钱的差距，这样小子认为既可缓解钱荒和私铸的局面，也可让江淮八道的百姓的财力得到涵养。”
刘晏点点头，而后问到：“为何逸崧认为，不让百姓纳钱，反倒是好事呢？”
“晏师，小子先后在西北、兴元及淮南为官，自认已对这天下的形势尚算了解。士农工商，最苦的莫过于农人，农人自春到冬，养蚕、缫丝、播种、稼穑、畜牧、种树，是春耕夏作，秋收冬藏，可曾有过半日的闲暇？然这天下，九成都是农人，他们是朝廷国家所倚仗的根本，赋自田出，役自人出，自古皆然。然而农人种出了谷物，养出了牲口，织出了棉布绢布，却唯独不能造出钱来，现在朝廷却强逼他们用钱来完税，故而他们只能将全年辛苦所得，先贱卖给商贾，折算为钱，再去交纳，朝廷税他们一斗米，他们实际要付出五斗米的所得，税他们一匹布，他们实际要付出五匹布的所得。忙碌竟年，完税后萧然无存一物，只能到坊市中换点盐、酱，回家后一半麦饭、米饭，一半再掺些糠麸，兑些盐酱，便是百姓一辈子，所能享用到的最大美味。有的农人，穷其一生，甚至都没法拥有一枚钱，更无论吃到羊肉猪肉或者鱼鲙这样的味道。”高岳说到这里，态度明显有些激动，“朝廷强迫百姓折钱完税，等于将钱强行流入上都长安的国库、内库当中，其中天子的大盈琼林内库还会习惯性封存相当部分，由是人间的钱愈发少，是为钱荒。而百姓的物也越发贱，以至谷贱伤农，布贱伤工，无计可施下，铤而走险，便入江淮的深山大泽里，或为山棚，或为江贼，或私设冶炉，盗铸钱币，这才是朝廷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逸崧你有没有想过，朝廷为什么要用钱来纳税？”
“如今天下各地产铜处，朝廷无不设场，将泉币锻造权力统归手中，钱铸出来，便可直接使用，这已是一层所得；而另外一层，又通过征税，将钱重新从百姓手中强行收归，由是现钱绝大部分归官，市场绝少转用。钱是越来越贵，谷帛器物却是越来越贱，朝廷再用少钱去换得绝大数量的谷帛器物，犹如斧锯，商旅工农受害日甚一日。农人去当盗匪，或者放弃田产去求口浮食，也就不难想见。”
“求口浮食，除去弃农从商外，更多的是被方镇节度使招募为兵卒，靠刀口上舐血来求得份赏设钱，这也是方镇难以制压的根本所在吧？”
“小子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小子的想法是，现在既然河陇已经光复，且河陇并不产桑麻，便让江淮东南八道百姓的两税，八成用布帛、米交纳，二成折换为钱交纳，而有铜坑的州县所铸造出来的钱币，也不再解送到京师，优先于当地使用，而后随货贩流通四方，不但可缓解钱荒，且能让百姓免受盘剥，至于所交纳的布帛，作为轻货送抵京师，便可为军饷发于河陇的将兵、射士，如此无论东西，都有便宜之处。”
听到这里，刘晏这时表情严肃地对高岳说：“逸崧，你比那时候进士及第前，思考得更加周全而深刻了。”接着他长叹一声，说“我以前开漕运、改常平法，且立榷盐法，如今看来，不过是救时而已，远远不能称上是救世啊！这天下的财力，皆是百姓所成就的，我行榷盐法，虽表面没有增加赋税，然则依旧通过茶、盐、酒这些百姓原本不可一日无的东西，夺去他们的口味之甘，用来满足官府的聚敛，百姓生存之苦，我刘晏确实难辞其咎。”
这话说得高岳也是羞愧汗流。
其实他先前为了掌权，也搞出许多变相的刻剥聚敛的招数来。
但理想永远是理想，现实永远是现实。
在这个时代里，任何封建王朝对国家的经营，往往没法通过“开源”也就是增产方式来取得财富，没别的原因，农业社会里技术所限，天下的田就这么多，也许能通过前期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来让百姓的户口孳生，来开辟更多的荒地，以征得更多的赋税、力役和兵员，实现所谓的盛世，但这一切总归会随着王朝版图的极限，而遇到瓶颈，最后田地数量的停滞，无法承受户口无限蕃息，财富的饼越摊越薄，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却愈发不知收敛，为了榨取更多的财富供自己花销，就要不断扩充征税的队伍即官僚集团，还要不断扩充护税的队伍即军队集团，然则维持这两个集团也是要花血本的，本钱还是得负担在百姓的头上。
冗官、冗兵的症结便在于此。
最终，征税、护税的成本沉重到了超越整个天下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便是必然的崩溃，崩溃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吞噬着社会所有健康和不健康的细胞，消灭其中的大部分，保留幸存的小部分，重新组织起来国家，也重新开始新一轮做饼、摊饼、切饼的过程，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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