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北宋官员而言，这统计学并不陌生，就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也通过观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财务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设计这青苗法。
再比如说范祥的盐法，也是通过统计，知道在盐价低于每斤35钱时购进，高于每斤40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
只不过王安石他们的统计相当糙。
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执行的时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没有出现京东东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种两季，故此大多数百姓是及时还钱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调查，就是仅限于江南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北方和南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司马光、苏辙都曾对此提出质疑，但是王安石没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们的统计，是仅限于自己的观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服众，你有你的观察，我有我的观察，中国这么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最为关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统计学，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违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包括范祥、薛向，这些颇具经济才华的官员，他们在朝中都没有什么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弹劾。
因为大家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谈经济，你偏偏要谈利益，那就显得格格不入。
张斐显然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他永远是将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诚信之上，主打其实还是道德。
这跟王安石、薛向他们其实是很不一样。
王安石他并没有很好得掩藏，自己为国敛财的目的。
还是青苗法。
收两分利，而且一年还分两期，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这跟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管是司马光，还是苏轼、苏辙，都认为你这利息太高了，要说你不是为国敛财狗都不信。
张斐就不这么干，我先免你们的交易税，再收你们的仓库税，主打一个公平。
他往往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而王安石是从未占据过道德制高点。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解释，永远都是，地主收那么高，我才收两分，我不是为民着想吗？
但这个理由，经不起推敲，因为不是每个地主都收那么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这一点抨击他。
不够细致。
但张斐还主打一个细。
当富弼他们看到张斐呈上的调查报告后，不禁都是瞠目结舌，更不知该如何应对。
与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细致。
虽然这上面只是酒税的对比，但一目了然，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两地百姓的生活水准。
过得一会儿，富弼突然抬起头来，向张斐问道：“根据你提交的这份证据来看，这酒税的调整，还涉及到酒类的不同。”
张斐点点头道：“正是如此，调整酒税主要是为调控粮食，公平起见，非粮食酿造的酒，自然不应该给予增税。
而目前市面上酒类所需粮食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众所周知，果酒所需的粮食是极少的，甚至没有。
如果为求调控粮食，而针对果酒进行增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河中府在调整酒税第二年，关于酒税的收入，就立刻恢复，原因就在于，酒户开始大规模酿造果酒，从而避免负担更高的酒税。
好处就在于，使得粮价趋于稳定，也能够让官府购买更多的粮食。同时，关于酒税的收入，并没有持续走低，又维持到平均水准。
这还是一个例子，中间还有很多细分，以粮食为准，根据酿酒所需粮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税。”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但见那些商人是一个劲地点头，对此似乎非常满意。
这确实非常公平。
你既然说增加酒税的目的，是为调控粮食，那跟我果酒有毛关系，如果增加果酒的税，这显然就说不通，一份完善法案，必须要在逻辑说得通。
这也是王安石不足，他绝对不会细分，肯定是针对所有的酒收税，司马光肯定会就这一点，抨击他的政策。
能够打败司马光的，唯有比他更细。
现在司马光望着那份数据，已经陷入学习当中，这份数据为他打开一扇窗，将来又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反驳王安石的新政。
赵拚突然问道：“在你们检察院的这份法案中，虽然放开酒曲的限制，但是酒户还是需要从官府那里获得酿酒资格？”
“是的。”
张斐点点头道：“因为放开酿酒的限制，不等于是放开规范，我们必须要保证客户的正当权益。
官府应该将责任，放在酒的品质上面，确保客户不会喝到被稀释的酒，不会喝到有毒的酒。
而且，当出现这种事后，公检法能够准确地找到负责人，如此就能够为那些客户讨回公道，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当然，这也能方便管理，至少税务司也不用每家每户地去观察，他们有没有在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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