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延益这个想法不是突然萌生的，也不仅仅是受了杨清源的《共和书》的启发。
神州的法治思想在远古时代就已经萌发。
古籍之中便已有记载，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至先汉之时，汉书之中便记载：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法律是天子和全国人民都要共同遵守的。
到了大周，已经有士林学者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了。
法非天子之法，而为天下之法。
这种思想虽然大胆，但还是能够被普世价值观接受的。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朴素的法治思想自古以来便有之，且在百姓之中广为流传。
虽然文官集团在后世网络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不得不承认，在限制君权之上，文官集团的贡献是最大的。
比如蓝星明末的文官集团，最大的问题不是限制君权，而是过度斗争和失衡，使得其一家独大，特别是浙党的崛起。
这里顺便提一句，文官集团不过是一个政治集团的代表，他们内部也有斗争，也有矛盾，并不是一个整体。比如明末的东林党中，就有齐党、荆党、楚党、浙党。乡党、朋党、政党都会形成不同的派系。
不过单就限制君权，蓝星明朝的文官其实做得还不错。
限制君权本就是儒家思想之中的应有之义，只不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使得儒家变成了皇权的附庸。
《周礼·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思想历来是被人所推崇。
皇帝作为政治象征，不过度的参与到政治当中。
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够汉武、唐宗一样英明神武，一个隋炀帝式的昏君，其对于社稷的危害性远远胜过三个强大的敌国。
但是文官集团的代表不一样，能够从科举走上仕途，最后登顶的人物，其政治手腕和政治魄力都是人中顶尖。
并不是什么人都有执掌一国的能力，比如后世的政治作秀固然能获取选票，赢得大选，但是他们有没有能力执掌一国，这个答桉是不确定的。比如某个演员出身的司机。
同样的道理，相比于继位的皇子，历县郡府州的文官的能力久经考验，自然更值得信赖。
当然也不是说文官就绝对好，文官集团最终也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一旦让文官独掌大权，没有制衡者，就会出现明朝中后期的情形。
明初三大营被废之后、重新组建了十二团营。
自此之后，代表天子亲信的宦官势力便彻底被清除出了京营，京营、内阁、六部、都察院都是文官说了算，以巡抚转隶都察院为标志，文官成为了各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一家独大，政治失衡，这就是就明朝崩溃的原因之一。
或许偶有国士，可以不在意自己的得失，来限制文官集团，比如推行考成和一条鞭法的张太岳，为大明续命八十年。
但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所以在张太岳死后，被文官集团近乎疯狂地攻击。他改革的成果也毁于一旦。
故而，在文官执政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制衡文官，不能让文官集团掌握绝对的权力。
司法、监察、兵事，不能再由文官插手。
斗争和制衡有时候才是政治平衡稳定的关键。
蓝星有位大政治家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共和也好，立宪也罢，莫外如是。
有政治必有派系，古今皆然。
于延益看向了杨清源，这不是他的突发奇想，而是早就在有所思考，在牢狱之中，他已经理清了思路。
所以才有了今日和杨清源的这番对话。
“于师，即便是要走限制皇权之路，你也不是必须要死啊！或许还有别的办法！”
杨清源看着于延益，他不愿意这位个人能力品德都近完人的名臣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于延益笑着摇了摇头，“清源，你其实看得明白，却又何必执着呢？！”
杨清源不是不懂，而是不愿！
“朱瞻坤弑君的证据已经被销毁。我若不死，你以何废立，正天下法？！我死，天下大义才能现。”于延益口中的死，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简单事情。
“于师！
”
于延益抬手制止了杨清源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即便是活着，又能苟延残喘几年？！为何不成全大义之名。我这十年寿元与千古之业，孰轻孰重？！”
“你若负有弑君恶名，何以执政天下？况且我也想知道王在法下的世道，是怎么样的世道？！”
此时的于延益，已然看澹了生死。
总有一些读书人不怕死，总有一些读书人有风骨！
青史不绝，褒奖着如此的正气。
可杨清源又怎么能愿意于延益这样死去，从一个法学生的角度看。
一个人的生死和千万人的生死并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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