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纽约。
这句话真心太适合现在的整个美国了。
当李谕来到留学生们的课堂外时，一位专门聘请过来的美国老师正在给他们讲述美国的种种情况，拿出了大量的报纸让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历史、习俗以及衣食住行等等细节。
美国老师激情昂扬地给他们讲着几篇文章，但李谕发现标题触目惊心：“放任主义是美国成功的基石”、“《人与国家的对立》给予我们的五点启示”……
这尼玛一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本《人与国家的对立》是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厉害的斯宾塞的着作。
更可怕的是美国老师还拿出几本很有历史的《自然》杂志，并且说道：“达尔文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而科学是这个时代最伟岸的学说，所以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也是真理。”
李谕脑壳嗡嗡疼，真是扯着科学的皮在忽悠人！
二十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渗透到美国人的意识之中，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且主要不是在较为抽象的历史哲学领域，而是在政治经济层面。
这就很可怕了，比该学说诞生之地的欧洲还要影响深远。
《自然》杂志几乎是靠达尔文才有了在科学界无双的地位，达尔文也一度成为话题度最高的科学家，不过影响力太大就会出现各种曲解、强行解读。
如今的老美连儿童文学都是各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如此崇尚社会达尔文，其实是美国各大财团在暗中推动，因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各大财团会派御用文人写各种赞颂“放任主义”“适者生存”的文章，以迎合他们大鱼吃小鱼的举动。至于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当然也成了演化必然，没什么不妥。
李谕很明白，如果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稍微欠缺，就会被别人过度解读的思想所左右。
但这时候的人没有后世那么方便的知识获取途径，太容易被带节奏。
此时屋中的那位美国老师正好讲到：“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曾经说过，‘我们只能在二者之间选择：或是自由—不平等一适者生存，或是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前者把社会带向进步，使其优秀分子受益；后者把社会推向下坡路，使最劣等的分子受益。’所以纵容人的贪欲固然要使社会付出代价，但总比娇惯弱者、延长“不适者”的生存好。因为前者导致社会进步，后者导致社会退化。”
李谕轻轻咳嗽了一声：“老师，这也是要讲的内容？”
美国老师说：“当然，我说的都是美国社会最核心的思想。”
“好吧，好吧，”李谕说，“你继续。”
等美国老师讲完走后，李谕才组织学生说道：“诸位，我知道来到美国对你们会形成很多思想上的冲击，甚至有人会觉得老祖宗一无是处、咱们的文化弱不禁风。不过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怀疑精神，对任何事物或者思潮都要有一种批判以及求索的精神。”
胡刚复说：“刚才美国老师休特先生举的例子非常生动。”
李谕说：“你们都是理工类学生，应该明白，真理靠的是证据，而不是举例子。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可证伪性的文章，讲解过这个道理。如果举例子可以证明一个理论是对的，那这个世界就没有错误。总不能治疗100个人，歪打正着只治好一个，就当做例子说是疗法正确。这是不科学的！”
秉志说：“仔细想想，方才休特老师的说法的确有煽动之意。”
好在能选来的都不是一般人，李谕几句话就让他们有所警醒，李谕继续说：“这也算是美国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整个欧美文化的特点，他们非常擅长演讲，并且能够将自己的观点有力地输出。你们也应该学习演讲。不过还要注意，就算美国社会，也不是只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种声音，还有改良主义、科学思辨主义等等；总之，兼听则明。”
胡敦复说：“多谢帝师指点迷津。”
他们都是未来国之栋梁，李谕生怕有一点什么闪失，于是又说道：“我讲一个你们更为熟悉的领域，来理解科学的精神。
“光是最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它的本质到现在仍无法完全洞悉，就是因为科学的怀疑精神。
“2000多年前，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认为光是从我们的眼睛中发出，然后到达物体，探知到这个世界再形成视觉。
“你们觉得这个理论有什么问题吗？”
胡刚复是专门搞物理的，立刻说：“太有问题了！很显然，如果光是从眼睛发出来的，那么到了夜晚为何人类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总不会是眼睛累了吧？”
“非常好！你的反驳正中靶心！”李谕赞许道，“到了一千年前，阿拉伯物理学家阿尔哈曾认为光是太阳等发光体发出，继而经过反射到达人眼。这就让人类对光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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