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北方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在租界汇中饭店议和。但到了晚上，伍廷芳就会来到赵凤昌的惜音堂与其他革命党人商量重要议题。
有人回忆，“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了，但反正赵凤昌的确是议和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不仅在南北双方穿针引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南方的意见。
赵凤昌拿出一台电报机：“疏才做的东西确实好，上次意大利领事馆的人看到了我这台电报机，羡慕得不得了。他说他们意大利的马可尼无线电报机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传输稳定性。”
“疏才兄弟在科学以及实业上都是第一等，”张謇说，“我被任命为实业部长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疏才兄弟。可鹤卿（蔡元培字）却说你淡泊明志，不爱做官，所以只能断了这个念头。”
赵凤昌说：“如今通信方便，袁项城因政见不和又把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辞退，一切事情都要直接用电报发给他。”
蔡元培说：“他是要远在京城遥相指挥。”
张謇说：“按照约定，孙先生辞职后，他必须来南京赴任。这边没有他的北洋根基，总归可以起到权力制约之作用。”
革命党人对这个方案还是很放心的，不过袁世凯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张謇又说：“疏才不爱官场，钟爱教育界，鹤卿兄来到上海，立刻把你叫来了，可不是求你当官。”
李谕笑道：“承蒙抬爱。”
蔡元培说：“教育为当下之本，十多年前的戊戌年间，严复先生便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救复中华。”
张謇说：“自从武昌首义后，各地报纸均在大声呼吁教育救国，《申报》说，‘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蔡元培说：“没错，我们现在最缺的甚至可以说不是钱，而是人才。”
李谕当然同意他们的看法：“南京政府似乎已经颁发了义务教育法令。”
蔡元培说：“义务教育是好办法，我在德国留学时多有接触。光绪末年便颁发过‘强迫教育’章程，但执行起来有诸多困难。”
所谓“强迫教育”，自然就是义务教育。
李谕说：“免费上学，怎么会有困难？”
蔡元培解释道：
“义务教育这种新鲜事儿地方官员根本没见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后来警察直接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政策变成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全打起了退堂鼓，担心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去学堂？
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还是把孩子送进了私塾避一避。
所以强迫教育的结果竟然是各处私塾人头攒动，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
李谕听了很无语：“真是荒唐，好事也能办坏。”
蔡元培说：“我在教育部下发的法令中，已经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占比不得少于预算总额15%；地方则要更高。但具体能施行到什么水平，我自己都没有多少把握。”
李谕作为穿越者，知道蔡元培的愿景在民国基本无法实现，和很多命令一样，都执行不下去，仅仅流于纸面。
“义务教育花费非常大，只能政府推动。”李谕说。
张謇听后笑道：“蔡部长现在可是南京政府里最穷的一个，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李谕尴尬道：“教育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蔡元培说：“我向孙先生要过，他说‘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若不是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先生借了三间屋子，我只能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在大街上支棚子。”
张謇说：“我记得鹤卿还是自己坐着人力车去孙先生那儿领了教育部的大印。他的教育部加起来一共三十个人，包括鹤卿在内，每人的薪水都是每月30元，是临时政府里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
蔡元培的理念一直带到了此后的北京教育部。
“万事开头难，”李谕说，“蔡部长，在下有个请求。”
蔡元培说：“疏才太见外了，还‘请求’？你直接建议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肯定会办。”
“很简单，只要有大印，能发布命令就足够，”李谕说，“我在上海的大学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立马就可以开办，希望教育部颁发一道《大学令》，准许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兴办大学。”
蔡元培轻松道：“原来只是发个命令，那就好说了！我教育部现在唯独还不缺的只剩纸和笔。”
历史上，这道《大学令》要年底才出台。也正是蔡元培的《大学令》，鼓舞了一大批高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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