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厚德福饭庄回来后，一众北大教员们全都觉得很无趣，尤其国文科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从京师大学堂时代过来的老教员。
文科教授陈三立不满道：“袁大总统的野心暴露得也太快了。”
陈三立就是陈寅恪的父亲。
严复说：“铸币、借钱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听说美国作为共和政体，也把总统头像印在了钱上。”
“那也不是现任总统吧？”陈三立反驳道，然后对另一名文科教员说，“介石，你怎么看？”
李谕心中一惊，并非“你怎么看”，而是“介石”。
一位50岁左右的教员说：“我看大总统心里还没忘了君主立宪，难怪想急匆匆叫回梁启超给他助阵。”
李谕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做陈黻宸，字介石，在北大讲哲学，人很正派。
陈三立说：“我现在倒希望蔡元培部长多颁布点教育法令，我实在不想现在仍然与官僚分不开干系。”
理科、工科的教授们更有这种想法，不然以后得被他们烦死，关键大家实在不想被外行指挥做事。
工科教务长胡仁源说：“不管英法还是德日，大学都是独立于政府运作，政府只有负责拨款的义务，却不能有伸手管理的权力。”
严复见状，只好说：“我会把各位的意见整理后汇报给蔡部长。”
然后又对理科教务长夏元瑮说：“不要忘了材料分析的事情。”
夏元瑮顿了顿说：“该做的事，我肯定会做好。”
铸币肯定是国之大事，以往一直用洋钱怎么看都不太合适，太容易被掐住金融命脉。
不过以民国时期脆弱的金融体系，就算自己铸钱也会受到国际银价的强烈影响，这样的事以后会发生好几次。
毕竟最麻烦的是金银的定价权一直在欧美手中。
——
第二天，周自齐就帮着联系上了范旭东。
李谕开上小汽车，来到钱粮胡同。
袁大头早期的主要生产地在天津铸币厂，北京的这家铸币厂类似于职能部门，源自前清的机构。
清代户部下面有一个部门叫宝泉局，专门负责铸造钱币，它有四个厂子，其中的南厂在钱粮胡同。
南厂铸造的钱主要负责发放薪水，清代管薪饷叫钱粮，所以就把南厂所在的胡同称钱粮胡同。
李谕的车路过一处比较冷清的大宅子，这里以前主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
这间宅子一直流传到了后世，民国初年还是个出了名的京城凶宅。
李谕在铸币厂外的一间小茶铺见到了正在等候的范旭东。
“您就是院士李谕？”范旭东问道。
李谕说：“正是，阁下便是范旭东？”
范旭东说：“院士先生竟然亲自来见我这个无名小卒。”
李谕说：“现在是无名小卒是因为环境限制，但你该不会一辈子都想当个化验员吧？”
范旭东一愣，接着说：“官场的腐朽味太重，我早已萌生退意。”
“这就好办了，”李谕说，“有没有想法做点大事？”
“什么大事？”范旭东问。
“办民营盐厂，然后进而办碱厂。”李谕说。
范旭东沉思一会儿，说：“国内盐的销售权历来为少数世袭盐商把持，实际上就是官商合伙垄断，分引岸、岗商、票商、包商、指定商等，各有专卖权，据有一方。如果办私营盐厂，将是虎口夺食。”
李谕拿出一袋随便买的盐，说：“盐商卖的都是这种粗盐，纯度连50%都不够。如果按照国外标准，喂牲口都不够格。所以洋人才笑话咱们吃盐就是在吃土。”
范旭东叹了口气：“我知道，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哪这么容易。整个盐界利益错综复杂，有盈千累万的寄生虫，早就过惯了舒服日子。如果咱们制造精盐，肯定会触动他们的利益。”
李谕说：“所以现在才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国体巨变，万象更新。国会中有大量新生的力量，绝对可以争取到足够支持。”
范旭东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能拉来高官或者有影响力的人做后盾，倒是有和旧盐商斗一斗的资本。”
李谕说：“你哥哥是教育次长，还有梁启超的鼎力支持。本人虽不才，也算有点小名气，并且能提请一些资金和渠道上的支持。”
范旭东早有一肚热火，李谕一点就着：“那就干！”
李谕说：“至少要争个人民的吃盐自由。”
范旭东说：“我从日本留学回来时，经过塘沽，那里有大量荒废无人用的白花花盐碱地，寸草不生，没有青山，但海水在强烈的日光下，最适宜晒盐，可谓取之不尽，是绝佳的盐厂生产地。”
天津向来盐商聚集。
“看来你其实一直在关注，”李谕说，“等过几年把盐税减免的政策争取过来，盐价降低，就可以继续以盐为原料办其他化工产业。”
范旭东说：“学了这么多年化学，肯定希望派上用场。还有，我就不信我们自己造不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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