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努金倒是挺愿意和李谕聊聊天，一方面李谕名声这么大，竟然愿意和自己一个普通学生讲话，他已经很高兴；二来他感觉李谕身上真的也有种难以形容的神秘感。
这时候的印度人观念也和后世大不相同。
印度在李谕的时代是短视频平台常客，一般都是各种段子，比如“干净又卫生”，还有各种神奇的印度街头小吃。
二十一世纪的印度一般把中国当做假想敌，存在一点敌对关系。印度人也总透露着一种莫名的自信，估计是从欧洲人身上学来的。
而中国文化以及受中国影响的汉文化圈，基本都是以谦虚为美德，所以两国精英对待同一问题可能都有很大的观点差异。
铺垫了半天，是因为李谕又在伦敦见到了一位印度名人，——大诗人泰戈尔。
他与李谕一起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奖，此时也在伦敦。
不久前，伦敦的柯林斯出版社（与美国的柯林斯出版社不同）刚刚发行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瞬间引起欧洲文学界的轰动，帮助他顺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实际上泰戈尔本人是孟加拉族的，绝大多数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包括拿诺奖的《吉檀迦利》。
不过泰戈尔的英语底子也好，毕竟这时候印度精英不可能不会英语。
所以泰戈尔自己又把《吉檀迦利》翻译成英语，虽然语言变化导致诗文的格式大变，但好在文学性没有丢失。
《吉檀迦利》在欧洲的发行非常好；而柯林斯出版社现在又获得了在英联邦国家发行星战系列的许可，有意撮合两位马上拿诺奖的人来个世纪会面。
《泰晤士报》知道后极力帮忙，因为这种事的新闻噱头足够高，欧洲对东方文化还是挺痴迷的。
出版社专门整理出了一间很有东方韵味的房间：墙上挂上了一幅中国画、桌子摆上中国瓷器和明朝香炉，里面却燃着印度香，另外还有印度风格的刺绣装潢。
主打一个乱七八糟。
李谕进屋就皱起了眉，满满的都是洋人“以为”的东方，搭配太随意无序了。
随后进屋的泰戈尔同样摇了摇头，但总归是英国地盘，他只能置之不理，微笑着对李谕说：“李谕先生，你好！虽然是初次见面，不过我早已知晓你的名字。”
李谕也微笑道：“泰戈尔先生，本人也景仰您已久。”
《泰晤士报》持有人北岩勋爵安排好了记者与摄像师，高兴地对两人说：“今年是个盛会，一届诺贝尔奖有两位东方人同时获得，是令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报社与杂志社请两位来，就是想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你们、认识你们，并且学习你们。”
泰戈尔问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
北岩勋爵说：“有谁敢为二位定话题？两位随便聊几句就是，任何一句话都值得报纸摘录。”
李谕轻松道：“随便聊就好说了。”
两人在座位落座，李谕挪动了一下身体说：“这把太师椅一看就是从中国运过来的，在这种谈话场合用太不适合了。”
泰戈尔问道：“怎么不合适？”
李谕说：“有一种领导对下属的味道在里面。”
泰戈尔笑道：“我坐的这把印度椅子，也有类似意味。看来报社误打误撞下，倒是让我们扯平了。”
“你也认为英国人不懂印度文化？”李谕问道。
泰戈尔说：“连我自己都不懂，我可不认为他们会懂。而且上位者怎么会用心去了解下位者的文化哪？”
李谕说：“而下位者却会了解并学习上位者，乾坤易转是注定的。”
“乾坤？”泰戈尔说，“我喜欢这个中国词汇。我读过你的小说，非常有趣，处处体现了科学的思想。”
李谕顺手恭维一句：“我也读过您的诗歌，比如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泰戈尔立刻问道：“院士先生认同这种观点吗？”
李谕问道：“哲学层面？”
泰戈尔说：“就是先生的理解。”
“不能完全赞同，”李谕说，“如果只是个人的苦难，我认为确实应该坦然对待，并努力克服，这句话没有问题；但如果是社会带来的苦难，我则不赞同逆来顺受。”
“院士先生是用社会学回答问题，”泰戈尔说，“我欣赏你的角度，因为这个社会正是充满苦难的社会，不仅院士先生所在的国度，还是我生活的国度，都是如此。”
李谕问道：“先生认为如何破局？”
泰戈尔看了一眼旁边的摄影师与记者，毫不避讳地说：“我认为应该学习欧洲的技术，并且通过教育的方式推广科技知识。”
李谕说：“这与我最近听到的非暴力运动颇有不同。”
泰戈尔说：“甘地先生的革命理念我无法完全接受，因为非暴力思想的本质是对上位者存有幻想。”
李谕说：“你认为这种幻想不切实际？”
泰戈尔说：“非常不切实际！”
泰戈尔在革命思想方面与甘地的分歧很大，甘地相对而言要保守许多；以后他们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泰戈尔与国大党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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