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索姆河战役基本打完，李谕联系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发电报，让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
看到电报上“国事渐平，教育宜急”几个字后，蔡元培确实没法再拒绝了，趁着协约国与盟国喘息的空当，在马赛港登上了回国的轮渡。
正阳门火车站。
李谕与范源濂接到了风尘仆仆的蔡元培。
见他瘦了一大圈，李谕问：“法国的伙食不至于那么紧张吧？”
蔡元培说：“是在船上的一个多月瘦了四五斤，每天吃土豆，谁都受不了。”
范源濂绕着他转了一圈：“还不错，没有缺少部件。”
蔡元培笑道：“战火没有打到巴黎。”
范源濂带着点情绪说：“我听说今年英、法、德、奥、俄几乎全部被打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想当年八国联军，他们几个全在其中！”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英法德基本都拼上了家底。双方付出了几百万伤亡后，战线竟毫无变化。
与此同时，东线战场也发生了一次大战役：布鲁西洛夫攻势。虽然名气小了很多，但这是俄军一战最大的胜利。
此一战，俄军伤亡了50万。另一方的德国伤亡35万，奥匈伤亡100万，光奥匈帝国的俘虏就抓了40万！
奥匈被彻底打残，86岁的老皇帝约瑟夫一世直接被气死。
总体算一下，截至1916年底，欧洲已经有800万人丧生，其中200万平民。
至于这场战争到底打出了什么？真的就像一个笑话。
“确实很惨，路上我见到了许多截肢或者失明的伤员，”蔡元培说，接着叹道，“列强之间打起仗来确实更狠，我第一次见识到气体也能杀人。”
李谕说：“可能是氯气，一种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蔡元培说。
李谕无奈道：“科技正在以极为可怕的速度影响着现代战争，现代战争又能影响政治格局，进而影响整个世界。”
范源濂从政时间长一点，说：“《海牙公约》哪？它不是禁止使用毒气吗？”
李谕说：“条约是定给别人看的，危及自己时，洋人有几个还会遵守？”
范源濂无语道：“他们说了算。”
蔡元培在法国待了几年，有点体会：“道德在战争面前不值一提。前线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非常多英勇的战士，但他们付出的鲜血只能成为巴黎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反正用不了多久，法国就会迎来一场超级大兵变。
“都一样……”范源濂喃喃道。
蔡元培说：“也幸好我见识了这场可怕的战争，一个国家只有拼尽全力时才能看清它的全部面貌。列强们确实强得可怕，飞机、飞艇、坦克、大炮、重机枪，这些冷冰冰的新式武器，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科技能够决定文明的上限，我们虽缺少资金投入科技，但可以靠文科先提高下限。那时候，到底谁更文明就说不准了。”
范源濂说：“咱们还有李谕这种科学巨子。”
李谕说：“科学不完全是科技，科技这种硬实力的追赶不是短时间能做到，我只能尽力减小一点差距，然后积累人才，等待和平时代再奋力追赶。”
范源濂认同李谕的做法：“列强的崛起离不开教育，大不了先付出一代人埋头其中。”
李谕心想，就民国军阀混战的乱象，至少得先白白付出两代人。
蔡元培说：“我路过上海时，吊唁了黄兴将军与蔡锷将军，可叹时事弄人，再见面竟然只有一副遗像。在灵堂中我还见到了马君武，他听说我要做北大校长后，一直在劝阻，说北大的腐败尽人皆知，走马灯般不知道换了多少任校长，没有人全身而退，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才请辞；我这个前清翰林来了，也只能败坏一世清明。但我在面对黄将军与蔡将军的遗照时，反而更坚定了要做点事的决心。”
“全要仰仗孑民了！”范源濂苦笑道，“因为洪宪帝制的闹剧，这段时间北大又遭遇了一波打击，理科院因为从预科上来的学生多，相对好一些。文科院就乌烟瘴气了许多，教师中不乏只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的。那些官宦子弟的学生，更是只知道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读书，混日子。大学堂所在的马神庙一带，现在成了酒楼遍地、暗娼招摇过市的地方。作为文化圣地，太讽刺了！对了，还有康南海，天天嚷着要让黎大总统将孔教定为国教。”
蔡元培说：“五年前，我初任教育部长，曾制定了废除忠君尊孔思想，合并经文两科的举措；五年过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李谕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尊孔，孑民兄记得陈仲甫（一枝独秀）吗？”
蔡元培说：“知道。”
李谕说：“他在新办的杂志《新青年》上，发了一篇文章，专门驳斥康有为的论断。”
范源濂说：“我也看到了，叫做《吾人最后之觉悟》，对尊孔思想的批驳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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